26日提请重庆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修正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强制检查性病”条款增加了内容：除了检查性病，还要检查艾滋病。如果检查出有性病或艾滋病，将强制自费治疗。(本报今日06版)
任何强制政策带来的“便捷”或者“高效”，往往不是伴随着对私权领域的侵蚀，就是公共资源垫付的高成本；而也只有当二者结伴而行，才能以制度救济之“善”弥补对私
权受损之事实的“恶”，譬如精神卫生立法中的“免费强制治疗”。在“行政许可”成为这个时代流行语汇的时候，任何强制政策的出台都需要接受民意和理性的考量。重庆的这个审议稿，不能不说是悖逆制度理性而行，而且也没能守住“善政底线”。
艾滋病是可怕的，强制检查治疗的初衷也是善意的，但善政的底线是不能以牺牲“特定群体”的权益成全大多数人的诉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我可能迟早也成为“特定群体”。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对行政执法机关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强检”显然与《宪法》和《立法法》精神背道而驰。此外，“强检艾滋”有侵犯公民隐私权嫌疑，卖淫嫖娼构成违法犯罪虽可依法惩处，但当事人隐私权及其他人身权利并不因此而一并丧失。
邓海建(江苏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