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经济急速转轨与价值多元的年月里，我们多不缺乏争辩的话题，也不缺乏争辩者，更不缺乏争辩气势的磅礴，我们缺的是争辩的根基与清晰的着力点。
经济问题的争论很难说谁输谁赢，关于中国企业利润率的争论告一段落了，持不同观点并曾“掐架”的世行分析师与新桥投资集团的单伟建的各抒己见我们记忆犹新——前者强调将研究主要建立在企业储蓄等国民核算账户的宏观数据基础上，“投资收入”与“补贴
收入”无碍大局，后者则一再声称企业储备不能说明资本回报率，利润总额不代表净利润。
这是一场宏观派系与微观派系之间的较量。企业利润率既受国家的政策走向、总需求等宏观要素的影响，又与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息息相关，加上中国数据难以精准量度，以及市场势力等寻租阴霾，争辩从一开始就注定将不了了之，不过，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宏观经济与微观福利之间的衔接瓶颈？
首先是技术上的瓶颈。比如如果一开始的模型就建立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宏观数据之上，然后进行剖析、推导，得出微观的结论，这样做很容易造成“空对空”的后果，即使论据是多么充分；另一种情形是，以微观的财务评估为基础判断中国企业整体的投资效率，这样做的危险性在于忽略了要素价格扭曲的可能性。
正如中国社科院刘煜辉博士所言，微观上一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高得惊人，但在宏观上却可能是不经济的。从1998年—2005年，我国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从1.34%上升至6.05%，净资产利润率更是从3.70%强劲上升至14.39%，然而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是不断下降的。
第二种瓶颈是意识上的。就算将不同行业与企业间市场准入、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参差不齐考虑在内，也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考虑在内，却也并不能保证所得综合数据能真实反应企业的盈利能力，一些不易被企业利润率的模型囊括的微观元素，可能会通过改变企业决策者或企业员工心理预期，影响或左右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的可持续性。
比如常被我们淡漠的薪酬公平问题。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薪酬与福利大幅增长，但薪酬差距也与日俱增。一项调查表明，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高差距达50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变大。盈利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一系列指标的堆砌，计量模型能把一箩筐指标给处理得精益求精，却无法把心理因素给如实量度。
重宏观大势、轻微观变局，这是关于中国企业利润率争辩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延伸来看，利润率之外，中国宏观调控也频陷类似囹圄，比如抑制房价、拉动就业等方面的宏观措施，落地时的微观福利已大打折扣。除却受强势利益群体的干扰因素外，忽略微观行为主体生存状态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获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菲尔普斯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从不完全信息与心理预期出发，为宏观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严谨的微观分析基础。当下，包括企业利润率、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事宜，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宏观政策无法与微观福利实现顺畅与高效的对接。如此来看，有必要让费尔普斯教我们如何争辩，如何盘算中国的财富大势了——微观福利是宏观变迁的量度衡。(东方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