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趁着9·11后美国民众的心态，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今天，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多美国民众正在对此心生厌倦。在NBC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民调中，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支持率创下新低，只有14%的人愿意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而反对的比例已达47%。或许，新保守主义主宰美国民众心态的日子真能过去，只是这一
思想近年来影响过于深远，有些问题的反思不得不继续。
曾经，俏皮的美国人是那么地难以和新保守主义的固执、坚硬放在一起，就连日本人决定发起珍珠港偷袭时，给自己打气的一点也是，美国人是一群自由散漫、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变得如此固执、坚硬，像极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所描绘的一战前的德国佬?二战后，冷战的长期持续可能是这一改变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也是近年来新保守主义兴起的一些老旧火源。
然而，不管如何，冷战结束了，敌我区分不再明显，美国人开始获得一个寻找原有民族本性的机会。而事实上，冷战后的克林顿时代，美国人可能也确实经历了这种寻找，人们开始关注新经济、纳斯达克和性丑闻，似乎又可过上以前那种花花公子的潇洒生活。
是9·11改变了这一趋势。世贸大楼的倒塌使得美国人心中敌人的影子又清晰起来。只是躲躲藏藏的敌人太可恶，又太弱小，他们飘忽不定，美国强大的B25战机和航母编队实在不知如何使劲。
但是，现实的困境却并不妨碍美国人在政治心态形成明确的方向。引导心态走向的人总是狡黠的，在新保守主义的精妙思想加工中，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始祖施密特(德国魏玛时期的法西斯思想家)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施密特的“区分敌我，杀戮敌人、保护盟友”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自由散漫的哲学，里面隐含着敌人和自己在道德上并无上下之分，这不外乎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而这是不对的，“神只有一个，道德标准并非因人而异，世界上美好生活也只有一种，要过美好生活就必须符合‘自然正当’的道德，这是古希腊智慧的告诫”。基于此，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施密特主义在美国的衣钵继承人施特劳斯(其学说为副总统切尼、防长拉姆斯费尔德、前副防长沃尔福维茨所推崇)呼吁：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追求美好生活。当然，那时的希腊已经作古，“现在的古希腊”便是美国。在此逻辑下，施密特主义被进一步发展：不仅要区分敌我，而且敌人在道德上，或者说价值上已经低美国一级。
在没有强大敌人的时代，这样一种思想显然更加迎合了民众的心态。同样的分清敌我，冷战时，敌人和自己却至少在地位上是平等，苏联最多是“邪恶”，却不可“蔑视”，有点像战场上的敌人；但是，在新保守主义时代，敌人不仅“邪恶”，而且“无知”，更像“有流氓倾向的孩子”，他们没有过上“美好生活”，是待启蒙的，而怎么启蒙当然是用美国的那一套。
显然，新保守主义从头到尾都是嚣张，这种嚣张从政治及于道德，及于价值，有着一种辜鸿铭所批评的对于自然正当的过度追求(Over hatred of unrightness；over love of rightness)。在危害上，这种主张一元价值的嚣张理论也不亚于恐怖主义，因为实在难分清孰因孰果，说到底，新保守主义也不外乎一种“道德上、价值上的恐怖主义”。
不过，再嚣张的理论，也有沉没的一天。从目前的情况看，新保守主义的日子或许真能过去，美国人正在对深陷伊战泥潭大发肝火，布什、切尼、拉姆斯费尔德等脸孔已经开始令人感到厌倦，民主党重掌权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