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说，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拓展鲁迅研究的方法与观念中，应该拓展鲁迅研究视野，应该以一种亚洲视角、世界视阈去研究鲁迅，才能将鲁迅研究拓展至一个新的境界。
研究鲁迅固然需要世界眼光，因为鲁迅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处于特定世界背景之下的。用一种更大的视野来关照鲁迅，可能会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产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这就好比用望远镜看世界，可以看得很宽很远。
但是研究鲁迅，我以为还需要显微镜，“回到历史的原点”，把鲁迅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来研究，既看到历史的细枝末节，也看到鲁迅的细枝末节，在细节中接近人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这方面，有些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比如，人们一直认为“鲁迅喜欢骂人”，鲁迅曾与林语堂、梁实秋、施蜇存、郭沫若、沈从文等人打过笔仗，给人见谁骂谁的印象，而傅光明主编的《论战中的鲁迅》则显示，鲁迅被骂远多于他骂别人，在许多问题上，他都是出于被动的反击。这就是接近人与历史，力图“还原”人与历史。倪墨炎的《鲁迅的社会活动》，用另一个视角把鲁迅放在了显微镜下，同样是曲径通幽，“回到历史的原点”，达到正本清源。
读过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觉得有一点十分不喜欢，那就是现实有某种需求，当下有某项任务，于是就“围绕中心”开展鲁迅研究，从鲁迅身上去挖掘所需要的东西来佐证现实，完成某种政治与文艺的要求。这种研究，还是把鲁迅当成一种工具来看待，并不是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是鲁迅“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在研究领域的延伸。因为长期以来，某些领袖人物在特殊时期对于鲁迅的某些评价，成了某些研究者解读鲁迅的理论基点，这就淡化了鲁迅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基本特性，也就淡化了鲁讯作为文学家的文化内涵，和作为思想家的品格，剥弱了鲁迅巨大思想价值。现在的研究应当象王富仁所说，“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把过去不能说的话说出来、没有说清楚的话说清楚；要思考怎样比别人更清楚地理解鲁迅；要通过鲁迅研究把鲁迅在中国文化研究格局中的位置弄清楚。”
我更希望看到那些一方面把鲁迅作为一个常人来看待，另一方面又关注鲁迅身上那些普世价值的研究著作。把一个人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我认为是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发现，通过对其常人式的认识和发展现给人以启发和学习，通过对其超越常人的精神认识和发现给人以力量和信仰。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研究的意义就可能大打折扣。对鲁迅的研究著作差不多也可以汗牛充栋了，但在这两方面的深入都有建树的著作，就我的目力所及，实在太少。
不过了王富仁的“回到鲁迅那里去”，是鲁迅作为常人的回归，汪晖对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的发掘，是对鲁迅一次超越常人的发现，令我耳目一新。新近，林贤治的研究又给我了一点惊喜，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侧重于鲁迅的精神阐释，把鲁迅的精神提高到哲学层面来讨论，我觉得是对鲁迅普世价值的确认。一如我们把孔子当作一个民族的思想家，而不是汉武帝的革命旗手时，孔子才能超越历史，才会在当下，在今后也仍然显出巨大价值。
鲁迅是人，鲁迅达到了人所可能达到的某种高度。前者是大地，后者是星空，前者是彷徨，后者是呐喊，两者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鲁迅，研究鲁迅无论用什么视野，这是两个绕不开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