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江苏某地级市局长专车司机老黄(化名)的出车日志，让人瞠目结舌：从10月1日到7日，局长专车除了用于局长自己的私事，就是局长亲属与朋友的私事，除了吃饭，就是送礼。天天早出晚归的老黄感慨地说：“公车，就是用公款买的私车。”(《中国青年报》10月25日)
公车私用是个没有多少新意的老话题了。然而，专车司机老黄在国庆期间的出车经
历，却让我思考另一个问题：公款相互吃请、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行贿送礼等等，都是党纪国法明令禁止的。作为黄金周期间局长违纪、违法活动的见证人，局长专车司机最清楚局长的所作所为。然而，老黄为什么不去举报局长呢？
提出这个问题可能过于书生气了。作为局长的专车司机，老黄与局长基本上属于同一条船上的人，能从局长那儿得到不少“与众不同的好处”。比如，老黄的孩子想上当地最好的高中，老黄"有意无意间"和局长聊起此事，局长一个电话就为老黄省下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择校费”；如果与一把手关系特“铁”，专车司机们的孩子找工作、亲戚找工作不费吹灰之力都会得到解决。更进一步，他们家里买电器、手机、装修等等日常开销，都可以到相熟的饭店开张餐饮发票，拿到单位让领导签字报销，等等，等等。――有如此多的好处，局长专车司机怎么会举报领导呢？
除了不愿举报外，专车司机们也有不敢举报领导的因素。在一把手多为单位或地方一霸的官场生态下，一把手的所作所为往往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如果谁胆敢将领导的这些腐败或亚腐败行为透露出去，领导只要“按图索骥”，“泄密者”会很容易找到。到那时，等待专车司机的除了待岗、下岗外，还有什么好下场呢？当然，不敢举报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很多政策只是些原则性的意见，缺乏操作性，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举报人的举报常常落到被举报人的手里等。在这种情况下，谁愿当被领导打的“出头鸟”呢？
现在，不少地方都出台了监督领导干部八小时外活动情况的规定。可是，专车司机老黄的经历告诉我们：知情的人往往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知情的人又无从监督。从这个角度看，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外活动进行监督之类的规定，出发点虽然不错，主观愿望也是好的，但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在实践中不可能取得实效。在反腐败问题上，坊间流传着两头着急，中间不急的说法、两头着急即中央着急、群众着急，中间不急是指市、县党政干部这一层不急。这个说法从市县反腐败无甚作为中，似乎也得到了某种印证。
照抄照搬向来是个贬义词。然而，在反腐败问题上，外面的好经验不妨照抄照搬一回。比如，丹麦社会事务大臣亨丽埃特·凯因为没能及时支付所购家具的款项，遭零售公司的申诉，在支付欠款后，凯决定辞职。尽管在此前的三年民意测验中，他都是政府最受欢迎的大臣；芬兰中央银行行长某次公务接待，菜单中包括一道“超标”的鹅肝，媒体上网查阅菜单后曝光，结果该行长被迫引咎辞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的财务透明到公布招待菜单的程度、如果我们的舆论监督能像国外那样不依不饶，局长专车还会那么忙吗？局长们还会那样潇洒地花公家钱吗？(丁仁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