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经济身份证吗——中国个人信用报告

　　人无信而不立。

　　个人信用，将取代家庭出身、户籍、教育程度、财产值，成为市场经济时代最好的个人身份证明。

　　个人信用，在经济学上是一种履约能力，在社会学上是一种履行承诺的品行与道德约束。它是经济身份证的核心部分，市场经济及整个社会信用赖此运行。

　　个人信用不仅能决定你的信用卡额度、房贷与车贷额度，还能决定你的工作机会、感情生活与幸福指数。

　　中国的信用状况不容乐观：违约成本太低，经济法规不完善、道德缺位、权力寻租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和企业失信成为一种常态。

　　将信用制度化，是建立信用社会的开始。

　　信心比黄金还要宝贵(温家宝总理语)，但这份对中国未来的信心要建立在强大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之上。有信用，才有未来。

　　信用是个人最好的身份证

　　信用立国

　　信心比黄金还要贵重。但这份信心始终要建立在企业的良好信用与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之上。

　　文/陈旧

　　经济越萧条，信用越重要，真信用假信用才得以现形。前纳斯达克主席莫多夫一夜间从财富英雄变成世纪巨骗，从披露出的长长客户名单，便可知这老头之前积累的个人信用有多厉害，否则那些好莱坞名流IT新贵又如何肯自投罗网？民族乳业三大品牌因三聚氰胺而集体遭遇国人抵制，也是将辛苦积累数十年的企业信用轻易葬送。至于温家宝屡屡告诫美国要保障中国资产安全，言下之意则是要美国人善待自己的国家信用。

　　华尔街与三鹿们的破产，归根结底在于其个人与企业信用的破产。在信用被普遍怀疑的境况之下，人人怀着恐惧，只肯抱着现金，退回到原始人物物交换的光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需求，工厂也信心不足，只肯按需生产。银行也普遍惜贷，贷给民营企业惊走佬，贷给国有企业怕经营不善，贷给政府也怕贪污腐败，这即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经济大萧条。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个爱诚信的民族。

　　民间传说里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左传》以信为“国之宝”。孔子也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皆是将诚信置于比一切都宝贵的位置。

　　即使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费孝通所记载的“乡土中国”里，“乡土诚信”也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规范机制，在一个村庄里，人们相互知悉，信息基本对称，每个人对自己的名誉都很在乎，“诚信”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解放后，由于户籍制度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单位与组织对个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个人自由虽遭受极大侵害，但客观上也让个人行为得以自律。

　　也只是在最近这些年，“信用”与“诚信”开始成为社会缺失值。一方面：个人信用似乎越来越重要，人人兜里都有几张信用卡，大多数人都住在用贷款买来的房子里，工作生活交际无形中都在提升或耗损你的个人信用；另一方面，则是整体性的信用缺失：且不说政治层面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社会层面的底线失守，道德沦丧，个人层面这是潜规则盛行于社会，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社会学家孙立平将此称为“社会溃败”，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在他看来，这是比社会动荡更大的威胁。

　　这种至上而下的不讲信用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常见的景象之一：华南虎事件早已水落石出，当地政府仍在遮遮掩掩，随时间消逝的不止有网民的耐心，还有政府的公信力，至于“俯卧撑”与“躲猫猫”，则更是将政府信用视为儿戏。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本来不值得讨论，却因为爱国者蔡铭超不合常理的行为与冠冕堂皇的言论，而成为2009年最无趣的事件之一。

　　 中国人为什么不讲信用？

　　经济学家陈志武从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上找原因，“乡土中国”变成了全国一体化、社会复杂化的一盘乱棋，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让不讲诚信成为更理性的选择。传统的“乡土诚信”已经不够“用”了，而需要更制度化的诚信，他的建议是让新闻媒体发挥作用，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市场透明度，增加商品交易、证券交易中的透明度。

　　法学家江平则基本认可“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因此他鼓吹建立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一是建立信用作为资格，进入市场入场券的法律制度；二是建立起一种信用能够作为财产、财富，加以评估的法律制度；三是建立信用作为信息被人们所获取，被人们所利用的机制。

　　企业家王石更愿意从信仰上找原因。在素无信仰传统、政府威权又因体制松弛与市场化而产生管制真空时，企业家们无所畏惧，他们既不敬畏神灵，也不敬畏内心，权力也能通过钱财搞定。这种商业逻辑之下，他们能做出比不讲信用恶劣得多的商业行为。但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商业主义即使成功，也难以形成一种能引导方向的价值观。在无神论者王石看来，基督教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使得西方的企业家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时，本身就会赢得社会的认可。

　　总而言之，陈志武认为，让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而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

　　而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但如果制度上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人们只会越来越勤劳，却越来越不富有。

　　 信用=信任=信心

　　面对经济危机，温家宝屡次喊话，信心比黄金还要贵重。但这份信心始终要建立于企业的良好信用与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之上。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信用经济。雷曼倒闭为什么会导致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就是因为民众对整个华尔街的信任崩溃。可以预期的是，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金融领域将相对风平浪静。三鹿虽因毒奶一夜间倒闭，却起码让今后5年的中国婴幼儿能吃上安全奶粉。这就是社会进步的代价。所谓经济危机，也就是淘汰旧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催生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生产力的过程。

　　民众当然信任温总理的白发与眼泪，但未必信任贵州瓮安与陕西镇坪的地方官员。银行可以甄别消费者的个人信用，决定贷不贷款。民众也对企业信用自有口碑，对掺过毒的奶粉、注过水的猪肉、打过石蜡的米绕道而行。什么时候才能对政府公信力加以品头论足呢？

　　信心当然要有，但未必是对政府信誓旦旦的“保八”决心之上，这和大饥荒时期“党中央下决心一定要粮食大丰收”的口号一样。信心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之上，那就是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都会产生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革命。明天未必会更好，但起码不会比今天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