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目的与手段
本期独家策划,讲述的是杭州拱墅区自2007年底开始“秀美拱墅三年行动计划”以来的巨变。
我们以《拱墅印象:怎一个“变”字了得》为总标题展开报道。这是因为,拱墅这三年的求变、思变、转变、巨变,表面上呈现的是城市面貌之变,实际上却是以城市面貌之变为引擎,来实现城市功能之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变,民生改善之变。
这个曾被定位为工业仓储区的老城区,她的华丽转身,需要“大拆大建”,离不开“经营土地”。在过去的三年里,拱墅区共计政府性投入315亿元,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其中绝大部分资金来源就是土地出让金。
对于以土地出让金启动城市发展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土地财政”。
就在2010年12月27日,本期杂志的最后截稿日,《人民日报》还以差不多整版的篇幅批评了“土地财政”,直陈“土地财政不可持续”。文章披露,2010年,在国家有意控制地价过快上涨的背景下,各地的“土地财政”依然飙升到2万亿元。
客观地说,十几年来,“土地财政”对缓解地方财力不足、公共品供给融资难,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城市化水平等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而充裕的“土地财政”,在资金上保证了城市的日新月异,进而为城市管理者彰显了政绩。所以,一直以来,地方政府有着以“经营土地”来“经营城市”的冲动。
但人们诟病“土地财政”,不是看不过地方政府由此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财政收益,而是因为获得这一收益的结果不尽公平。这些年来,各地已成熟地创造了“征地—卖地—收税收费—银行抵押—再征地”的“经营城市”的滚动模式,但“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普通老百姓,看着高楼林立的新城市却往往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要为城市的高房价最后“埋单”,而且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这样的背景下,舆论自然高密度地关注“地王”,关注房价。
比如,就在12月27日的清早,本埠的浙江交通电台说:上周末,浙江义乌又产生了3.5万元/平方米楼面价的新“地王”。据称,“整个竞拍场面非常激烈,跟贺岁片一样有看头”。
再比如,同天上午的网络头条,是前一天温家宝总理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新闻。针对“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提问,温总理在直播时回应说,他有信心让房价回归合理。
“土地财政”除了普遍的结果不公平以外,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前期拆迁过程的不尽合理。现实中,为了争取土地财政的最大量,政府往往压低补偿标准征地,在征地与卖地之间赚取巨额利润。而居民的抵制也未停止过,以致最近几年,征地拆迁引发的伤人,甚至致人死亡事件频发。
2010年9月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最后以宜黄县党政“一把手”双双被免职而收场。但是,9月20日抚州市委市政府的情况说明还称,宜黄县对钟如奎房屋的拆迁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申请了强拆,全程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拆迁政策条例下,宜黄的强拆是完全合理的。
之后,有“宜黄官员”在网络上抛出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言论,并广为传播。为应对这样的强拆思维,12月27日这天,北大众学者宣布将于当日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拆迁条例的修改意见,以促进“土地财政”的过程公平。
其实,“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所以为谬论,是因为他混淆了城市化的目的和手段两者的关系。
不错,为了实现城市化,需要对城市的旧住宅、旧工厂进行拆除,也必然会在征地、卖地间产生一定的利润以实现建设城市、改善民生的资金平衡。但,政府通过拆迁获取土地出让金及其相关收入,只是实现城市化的手段,其目的应是实现社会公共服务最大化,让市民安居乐业,让企业欣欣向荣,让城市宜居宜商,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在笔者看来,如果“经营土地”在当前体制下无可逆转,则关键是考察其经营土地的收益,是被用于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高消费或者是加工资福利,还是以这些收益为基础,撬动一个地区的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本期所关注的杭州拱墅区对土地和城市的经营,与其它地方的“经营土地”是有所不同的,除了拱墅的干部们一如既往的艰苦创业、只争朝夕的精神风貌值得推崇外,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近万户的城市拆迁中,拱墅把拆迁的补偿标准做到了最大限度,并自创了“和谐拆迁”5条基本方法。最终,拱墅区的大拆迁,不仅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上访,反而出现了住户漏夜排队领号拆迁的场面。而且,拱墅区为拆迁户们准备的安置房,几乎全部是这个区沿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地段。
第二, 拱墅在“经营城市”中,不是一味卖地,让房地产成为惟一的支柱产业,而是借机腾笼换鸟、转型升级、退二建三,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高新经济、总部(楼宇)经济和文化创意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华丽转身。
第三, 最近三年,拱墅区将90%以上新增财力用于民生改善项目,真正实现了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先享。“经营城市”的落脚点,始终被定位为实现公共服务的最大化。
拱墅的三年巨变,也许并不完美,但却得到了拱墅人民的赞许。究其原因,在于拱墅的“经营土地”更好地被用于科学发展和民生改善,人民的安居乐业始终被作为城市化的根本目的。
拱墅印象:怎一个“变”字了得
拱墅,一个老城区转型升级的样板
■观察记者 徐友龙
2009年9月25日晚,杭州环城北路上,一座全长78米,宛如“太空舱”的拱形跨街天桥惊艳亮相。这座被誉为中国“最美商业天桥”的跨街天桥,其南北端把杭州大厦购物城的A、B、C、D四幢楼宇连成了一体。需要说明的是,在行政区划上,前三幢楼宇位于下城区的地界,而2009年全新亮相的D座,则是拱墅区的地界。
那一夜,杭城各界为购物城的完美呈现而侧目。但翘首以待的不仅是商界和时尚界人士,还有拱墅区的党政领导们。在他们看来,这座天桥所标志的,不仅是一座购物城的连体,还是拱墅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标杆,是实施“秀美拱墅三年行动计划”以来,这个区域华丽转身的精彩一幕。
曾经被遗忘的角落
杭州市拱墅区,位于中国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以环城北路也即前述的杭州大厦购物城D座为起点,沿着运河向北12公里,其周边有87平方公里的领地属于这个区。
这是杭州人心目中的一个“老城区”。其实,早在十几年前,说它是杭州这座省会城市的“城区”,简直是拔高了。因为这个城区,仅仅17平方公里嵌在市中心的版图内,而且是最破败的角落:没有像样的楼房,工业厂房,低矮的厂区宿舍、棚户区倒是随处可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配套都非常落后。而其余的、其北部的70平方公里,准确地讲,是城郊结合部:地面上到处是“断头路”,地下没有任何管网,环境脏乱差出了名。
当然,如果说这就是拱墅过去的全部,却绝对不是事实。
拱墅在历史上以繁华闻名,而且,不是一般的繁华。
她因运河而名,“拱”即拱宸桥,是杭州市区一条横跨大运河、最高最长的石拱桥,也是大运河南端终点的标志性建筑;“墅”即“十里银湖墅”。
而“十里银湖墅”的出现,同样是因为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肇始于公元前486年,全长1794公里,自北而南流经京、津两市和冀、鲁、苏、浙四省,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河。处于其最南端的杭州城,在隋唐前是仅有1.5万户人口的城镇,运河开通后,一下子成为江南各地货物北上的集散地,四方商贾云集于此。南端的所在地,即今天的拱墅区,自然也成为南北水陆的交通要道和繁华商埠。至明清时期,境内的北新、夹城、德胜桥、卖鱼桥等集市,造就了蜚声海内外的“十里银湖墅”。
可以说,自大运河开通以来,拱墅已繁华了2400多年。至近代,拱墅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时,因为京津、津浦、沪宁和沪杭铁路及公路网的相继修建,并与大运河航道联网,又恰逢工业文明的兴起,近代工业便借着“天时、地利”,在运河两侧地区迅速发展。
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拱墅境内集聚了杭州钢铁厂、半山发电厂、中石化炼油厂、浙江麻纺厂、大河造船厂、杭丝联、杭一棉、杭二毛、华丰造纸、杭汽发等众多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成为了杭州的工业摇篮。
境内的传统工业,曾经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时过境迁,当拱墅在地理位置上成为市中心的时候,他们无疑成为了区域城市功能调整的障碍,并且严重影响着城区的生活品质:工业生产导致的大气污染严重,老杭州人常说,“拱墅的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工业污水、生活污水的直排,导致曾让杭州人引以为傲的运河,水体黑臭、垃圾遍布。当地居民说:“八九十年代,我们运河的水,包括整个城北的河道,鸭子都不愿意下去,太黑、太臭了。”
从90年代开始,杭州城日新月异,地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地下管网等城市配套建设逐渐完善,老城区居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拱墅这个曾经的“工业仓储区”和名副其实的“城郊结合区”,却显得相形见绌: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落后的旧区,还有居住在16万平方米危旧房里的4084户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亟待改善。
90年代后,不少拱墅的旧宅处于将拆而未拆的尴尬时期,一到台风、梅雨季节,运河的水常常倒灌进建筑低矮居民的家中。每当这个时候,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必在区领导的陪同下到拱墅慰问群众。但群众却不买账,拉着领导们的手,就是一顿质问:“这个时候知道来看我们了,平常你们领导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早点把我们这里规划重建?”
其实,在2001年萧山、余杭划入杭州城区后,杭州城市总体规划更加明确,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东动、西静、南新、北秀、中兴”。 那几年,杭州以钱江新城、下沙副城建设为载体,实现城市的“东动”;以西溪综保工程和浙大紫金港校区建设为载体,实现城市的“西静”;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实现城市的“南新”;以西湖综保工程为载体,实现城市的“中兴”;惟有拱墅境内的“北秀”,没有大的动作,成为了杭州城市建设的“短板”。
也难怪,那几年,拱墅的干部群众们私下里抱怨,城市的东、西、南、中都在市里大项目的带动和政策的扶持下,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唯独拱墅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无力更新。
事实上,决策者何尝不想让拱墅秀美起来,但地从哪里出?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特别是一动就涉及四五百家工业企业的搬迁、上万户居民的拆迁,无疑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工程。
拱墅要变,但怎么变,变成什么样?拱墅人在深谋远虑,积蓄力量,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