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华

　　拖欠民工工资还将民工打伤，这样的事情本来颇为常见，过去遇到类似的情形，一般是政府出面做一番调解，然后就风平浪静了，但在今年，大事化小的可能性正在不断降低。前几天，媒体披露湖北孝昌建筑工程公司“故伎重演”，在北京的工地上打伤5名民工，此事受到了北京市建委的严肃查处。该企业是否会被逐出北京的建筑市场，有关部门正在“讨论”之中。可以想见，在目前的“大气候”下，该公司一定会为自己的拖欠、殴打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清理拖欠民工工资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建筑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三方博弈。在这三者中，民工当然是处于弱势的。由于廉价劳动力市场明显供过于求，现有户籍管理制度又不能为民工提供庇护，民工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往往无力自助，甚至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只好借助自残的方式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农民工为工资自杀的现象，看上去是“个体的轻生”，实质上是“群体的自救”，只不过这种自救行为太过无奈罢了。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不能依靠“吓唬”民工，而是要为民工提供伸张权利的途径，也就是说，要让民工有牌可出。

　　从目前的情形看，民工手里有几张什么牌呢？第一张牌是社会良知，具体体现是新闻媒体的呼吁。这虽然是一张好牌，但它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因为新闻媒体只能关注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只能为一小部分民工提供保护。第二张牌是法律，从理论上讲，这是一张王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民工几乎不可能打出这张牌来，一来民工的法律素养大抵比较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民事诉讼的途径和程序，二来为拖欠工资闹上法庭，不仅成本非常高，也很容易打掉自己的饭碗，所以，依靠法律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只能说是学者们的“理想设计”。近来，民工手里又多了一张牌，那就是国家有关部委发出的《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从目前情况看，这张监管牌对建筑企业有很大的“杀伤力”，仅在贵阳市内，就有6家企业因为拖欠民工工资而被剥夺了出牌权。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张监管牌是由政府管理部门代替民工打出来的。

　　能不能代替民工打好监管牌，成为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关键，因为在目前的情形下，只有职能管理机构才能与建筑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众对湖北孝昌公司的结局有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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