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论知行不必合一

　　英伦独语·赵毅衡 著名文化学者，现居伦敦

　　知行关系，好像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特殊问题。从先秦到当代，哲学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知行必须合一，却不言自明。王阳明讨论知行合一，也只是认为两者不分先后，知行并进。究竟为什么必须“行其所知”？中国哲学几千年对此几乎无所质疑。其中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知行若可分离，想的一套，做的另一套，作为读书人，“人格”已破产。

　　翻检西方哲学史，认识论历史悠远，却很少提起实践问题。知识来源，可以是内省、理性、本能，或神明；而其目的，也并非“行之有效”。一直到近世，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等才说到社会实践，但说的是善，而非真知；英国经验主义者说的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洛克)或感觉(休姆)，没说实践。

　　到了现代，先是马克思主义，后是美国实用主义，才提出实践为知识的尺度和目标。本文要讨论的，并非哲学，而是目前中国文化人，所面临的生活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我想问的是：一个文化人做点股票，是否就失去了文化批判的资格？反过来说，关怀人文精神者，是否必须口不言钱？也就是说，其思想追求(知)，是否必须与其生活方式(行)“合一”？

　　我想，只有对一种人，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必须知行合一，即鼓吹知行合一的人。美国某些“电视福音布道家”，宣扬“十诫”，猎取钱财，最后名誉扫地。即使在中国，也有看出知行不必合一的人。老子主张“知其白，守其黑”。谭嗣同要求“贵知不贵行”，真正的思想领袖，“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行之”。如此超越道德主义的知行观，难能可贵，在中国历史上一前一后，互相辉映。

　　我的建议是，文化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思想求索，来为生活之需辩护。例如，不必因为炒股，而放弃精神追求；不能做书成功，就无条件赞美文化现状；也不能投资失败，就批判市场经济。至于出国者，我见到过太多的知识分子，在国内是“西化派”，到国外生活受到挫折，或遇到歧视，转身变成激烈的民族主义者。

　　自然，人非圣贤，利益导致情绪，情绪牵动立场，完全可以理解。大多数人，振振有辞，道理一大套，背后不过是实际利益。生意人，或其他百姓，很可能对此不自觉。这两类人，都不是思想者，他们有权如此“知行合一”。

　　知识分子，在这个利益社会中，应当经常自我审视，不受谋生之计左右。在评论社会前，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个人利害。同时，他们也不必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让自己或全家受穷。如果他选择苦行，我们尊敬他的人格。不过，他本人也应当明白，他的“知行合一”，并没有使他的思想自动增加分量。许地山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明达之士。他说过，“苏格拉底在今日，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用利息作“生活的资助”。但谁能说他的佛教济世观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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