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湾：“大上海”的梦想

　　宝山民间流传这样的话：“金罗店，银南翔，铜大场，铁江湾。”开埠以后，江湾因为在宝山县的最南端，离租界最近，面对19世纪末上海租界的北上势头，首当其冲，很快被时代潮流带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江湾镇，弯弯的吴淞江在这里蜿蜒而过，因而得名。1872年，中国最早的铁路——淞沪铁路第一期工程的终点站设在这里，江湾镇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在中外报纸上频繁出现，遂为世人所知。那时候，黄浦江吃水浅，吴淞口有内外沙堵住江面，千吨以上的大轮船难以进入外滩。有些广东商人把鸦片和其他走私货物从吴淞驳下后，运到江湾储藏，伺机进入租界销售，江湾成了走私者的摆渡站。同时，也有租界的商人到江湾来养奶牛、种蔬菜、开仓库。就这样，连通虹口和吴淞的江湾镇，在上海附近的村镇中较早地发达起来。

　　有一个中国商人，看见上海人参加泥城桥头的跑马场的赛马会，举市若狂，西人大赚其钱。当时租界华人只能买票参赌，不能与西侨同等使用马场里面的运动场地。他不甘心让中国同胞的钱博洋人的彩，肥洋人的马，决定自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跑马总会，便在江湾镇附近建造了一个专门让华人赛马的跑马场，于是江湾在那一代好赌马的上海人中间家喻户晓。这个中国商人，就是上海滩早期宁波籍巨商叶澄衷。他可说是江湾开发功臣中的第一人。

　　然而，上海北部的开发屡屡受挫，江湾的繁荣也随之几兴几废。第一次挫折是在1880年左右。淞沪铁路开通后，江湾应该借此交通枢纽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然而，铁路在中央和地方的保守势力中引起非议，一定要加以拆除。拆除后，江湾万众瞩目的地位，一下子消失了。第二次的挫折是在20世纪初年。眼看江湾在19世纪末将接着虹口、闸北的北上势头繁荣起来，忽因为成立了“浚浦局”，黄浦江航道被欧洲各国来的挖泥船打通，租界失去了“北上吴淞口”的冲动。

　　三十年过后，江湾遇到了更好的机会。1927年，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想要抓住上海这条中国的命脉，开发江湾，建设“大上海”，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二首都”(经济首都)。“大上海”的“市中心区域”并不在江湾旧镇的中心，它的中心设在江湾区的东部，靠近黄浦江的7000亩规划区内，后来称此为“江湾五角场”。

　　选择江湾，还因为这里“北邻吴淞，南接租界，东近黄浦，交通便利”；在农田中新建楼舍，没有大量的旧城市棚户区的改造负担。上海充满游资，市政开发的资金相当充裕，不需中央拨款。经过贷款，发行公债，土地、住房出售，“大上海”筹集到不少资金，在20世纪30年代初，江湾五角场的庞大市政体系已初具轮廓。

　　江湾五角场的规划，是由美国规划专家和中国设计师一起制订的，比较科学和先进。如“五角场”，是五条马路形成的放射广场，它用三条马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分别接通杨浦、虹口和闸北；用两条马路：翔殷路、淞沪路通向“大上海”腹地。在五条放射主道之间，各有横向的马路加以联结，如同蜘蛛网一样，结成密度平均的中心道路网络。它不像——般的城市道路垂直平行分布，成“棋盘状”。广场联结的“蛛网状”社区，其好处是马路的分割比较细致，更多的房子可以临街，容易销售。

　　无法预料和不可抗拒的事件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于1932年爆发。淞宝一带至虹口、闸北，沦为战场，从吴淞的工厂、学校、码头，到闸北的工厂、车站、戏园、图书馆等，市北几乎所有的新式事业都受到日军战火的严重破坏。建设中的“大上海”被殃及，江湾繁荣又一次受挫。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政府继续建设“大上海”。几大市政项目，如“上海市政府新厦”、“江湾体育场”、“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都在这一时期落成。正当《中央日报》大肆吹嘘一个新的世界级大都市将在五角场兴起的时候，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爆发，市北又成了主战场。

　　总是从吴淞口进入上海的日本人，一贯偏爱住在虹口、闸北、杨浦、江湾地区。八年中，他们一直企图把这一块日占区改造成“小东京”、“东洋乐园”。他们修复了“大上海”的南部地区五角场附近的旧建筑，还号召本土的民众来“大上海”享受洋场繁华。计划中要迁移56万日本人到江湾五角场。一时间，五角场到处是小灯笼、小酒铺，路上是脚着木屐、身穿和服的妇人。然而日本人根本没有建设“大上海”的雄心，他们只想霸占、掠夺。江湾的蓬勃青春，正是断送在日本军人的蹂躏之下。

　　摘自《人文上海》李天纲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

　　编辑：独孤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