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在清末早有人望的赵尔巽、温肃、吕海寰、绍英等遗老，他们首先已经意识到自己向往的故国不复存在，但对于张公的评价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温肃与张勋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人物，复辟前曾经与张勋的乡贤胡思敬专门到过徐州拜见这位辫帅，寄望甚高。张之死使他深深体会到“公存国与存，公去事可知”的悲切。赵尔巽国变后成为编撰《清史稿》的总裁，按史家笔法写了一副格调平淡却有蕴义的挽联：“英雄成败皆千古，师友交期尽九原。”能够认识到自己所代表的势力阶层正在走向衰亡，不失为史家赵总裁的过人之处。清亡后，吕海寰在津沪当寓公，与张勋也是相知相熟的，在他看来，辫帅“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把张勋比附文天祥，是痛悼辫帅之死的孤鸿悲雁们的共同文化心态，这不仅仅因为张勋与文天祥同是江西人的简单附会，而是他们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具有共同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情怀。绍英的悼词也许更能说明这种文化内涵：“宿望重兼圻，峻节不随风会转；孤忠依故国，大星竟陨海天寒。”历史的辩证法往往向人们昭示一个浅显的道理：要学习冯道当数朝元老荣极终身不容易，因为做人的灵活性圆滑得令人猥琐，而立朝为政的原则性差得叫人心寒，为世人所不齿。但当一般随风会转的现实人物并不难，而且这一部分人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占多数，难就难在要做到“峻节不随风会转”的孤臣孽子，必须经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和摧残，远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对于那些从清朝旧官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民国权贵，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忌讳与张辫帅挂上钩、沾上边，因为辫帅复辟几乎置民国于覆灭，是民国共和的罪人，谁愿掉进这潭污水，变成辫帅的一丘之貉呢！然而，我们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民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首功，但毕竟最后以和谈解决南北统一，和平过渡到所谓的共和国，其舆情并不乏民主与宽容的氛围，因而我们在当时最激进的报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满清遗老们的酬唱“文苑”栏目，从政治上剥夺旧政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制其应有的怀旧表达。因此，就张勋之死，也有不少民国权要表达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感情。先说陆宗舆，在清末已跻身于外交的职业官僚，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爱国学生痛斥的汉奸，他对辫帅不乏好感：“公如信国后身，当为乾坤留浩气；我亦贞元朝士，敢将成败论英雄。”民国官僚自诩“贞元朝士”，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过民国总理的钱能训，赞美辫帅“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九庙”自然不是民国的故事，说的是张勋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别有一番深意。同是民国总理，熊希龄也是来自满清旧官僚阵营中的人物，他对张辫帅又有更多的谅解：“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他看到社会变迁中人性共同追求的不变的“大本”和“宗旨”，而这正是历史评价人的最残酷的也是最永恒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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