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芝琛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馆址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图为王芸生(中)、李子宽(右一)、费彝民(右二)、段继达(左一)、孔昭恺(左二)

1948年，王芸生与上海《大公报》同仁合影于冠生园农场

王芸生、冯玉文夫妇与六个子女合影。1948年9月26日王芸生生日时摄于上海，左一为作者王芝琛(王芸生的小儿子，排行第五)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王芸生，其实原名叫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如果要向父亲追问一句，他会笑着回答：“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如今年龄超过七十的人，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我的母亲冯玉文，她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母亲原就没名字，那时贫苦家女孩，没有大号亦无学名。出嫁后就都称她为王冯氏。父亲说，一次由于急需，是他临时给母亲取的名字。父亲给别人取名喜欢按辈分，当时他不会有老冯家的家谱，而是突然想起冯玉祥，心想母亲差不多跟冯玉祥是同辈，于是给母亲取名叫玉文。据说还真有人把王芸生夫人认为是冯玉祥妹妹，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们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王芝“什么”。中间那个“芝”字，据说是按家谱来的，我是怀疑咱老王家是否有“家谱”。

　　父亲怀念的两个人

　　1901年9月26日，天津南运河北岸佟家楼一户寒苦的人家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男孩——他就是我的父亲王芸生。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勤学苦干，二三十年后，不仅“成名成家”，还竟然成了中国新闻界一位风云人物。

　　谈起少年时代的生活来，父亲深情地怀念着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我的奶奶。为了“改换门楣”，做父母的不忍心让这老三也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碌碌一生，再省吃俭用也要送他上学读书，可那一年三节，每节一块现大洋的学费，谈何容易。父亲说：“每到这时，母亲为此四处奔走，然后把借来的‘当’，交我送进当铺，只要够上一块现大洋，我就赶快高高兴兴地交给母亲缴学费去了。”

　　第二个难忘的人是一位姓陈的私塾老师，外号叫“陈扒皮”，据说打起学生来跟扒皮似的。但陈老师因为知道他念书非常用功，非常规矩，不仅不打他，反而经常安慰他。几十年后，父亲谈起陈老师来还意味深长地说：“老师不严，学生是学不出东西来。而一位真正要求严格的老师，终究会成为学生感念的‘慈师’的。”“勤”与“苦”两个大字是父亲终身信守并受益不尽的。他读私塾时是这样，自学英文也是这样。他常常用下面两句诗自策自励并教育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父亲的婚姻与恋爱

　　母亲比父亲小两岁。她出生于天津近郊杨柳青。我的外祖父是个菜农。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能责怪外祖父母，他们那里祖祖辈辈就没有女孩子上学的，更何况也没钱供。

　　父亲曾跟我说过：“我身后的小辫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你妈的脚是由我解放的。”这话虽有点夸张，但也有点理。父母婚前，媒人曾经问过我奶奶：“媳妇要小脚还是大脚？”一旁的父亲坚决回答：“是小脚就退婚！”媒人还听错了，传达过去的是：“是大脚就退婚！”害得母亲又被强制把脚裹了起来，痛得哭了一夜。第二天才知媒人传达错了，才赶快“松绑。”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父亲虽不情愿，但又不愿反抗“母命”，也就勉强接受下来。

　　无论我的同学还是朋友，当他们知道我的母亲是个文盲，都大为惊讶，心想一位堂堂的《大公报》馆总编辑的妻子连字都不识，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固然他们走到一起是偶然，但也可说是“缘分”。他们靠的是，几十年来，患难相扶，甘苦与共，终身相偕，从而达到感情弥笃。

　　父母的婚姻是经过风雨考验的。记得抗战时，在重庆有位文官考试“女状元”，爱慕父亲的文才人品，有段时间父亲下午会客时间，几乎被她占据，吟诗作画、谈情说爱，十分自如。当这位才貌并举的“女状元”，认为她终于打动了我父亲的心后，就主动找我母亲，称母亲为“冯大姐”。主动开口道：“现在社会上有两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父亲对于这位“女状元”主动求爱，开初相当一段时间，尽量回避。时间一长，心也动了。某一天，他终于与母亲谈开了。没有眼泪，更没有吵闹，母亲心平气和地说：“你不说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们确实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帮不上忙。我打算回老家，但仍希望孩子们继续读书，不要像他们妈那一样，一辈子‘睁眼瞎’。”此时，母亲才动情地掉下了眼泪。我的母亲一席话，父亲听后没有回答，悄然离去。最后，我们知道的是：父亲毅然决然地拒绝这位“女状元”的求爱，退回了全部情书，情诗……尽管后来还收到上千言的“血书”，仍不为动。我以为，母亲的善良与纯朴，征服了父亲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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