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朽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历代公认的。白居易说他的诗所在之处都有神灵护佑，以表示对他的诗作的推崇。明人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为第一”，并说刘禹锡的诗以意为主，有骨气。刘禹锡的诗风格简约有力，通俗清新，质朴自然，对生活的观察细腻、独到，在当时被称为诗豪。他的怀古咏史一类诗作，如《乌衣巷》、《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故洛城古墙》等，都堪称一流。他在谪居期间，将巴山蜀水间的民歌形式，成功地运用于近体诗写作，写下了十数篇广为流传的《竹枝词》，可以说是独辟蹊径，是对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千百年来，不知经过多少人的传唱，不知引起了多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强烈共鸣。

　　但是，刘禹锡的过于耿介，不可避免地走向偏激，这不仅影响了他一生仕途，成为永贞革新失败潜在的人格因素，同时也影响了他诗歌创作的成就。

　　《新唐书.刘禹锡传》说他“自负有才，孤傲清高，心地狭窄，心中常怀怨恨”，以致很少有人与之合得来。白居易是刘禹锡交往最深的诗友，他对刘禹锡的这一弱点也看得比较清楚。刘禹锡在第二次奉召还京的途中，与白居易在杨州会面，白居易为刘禹锡写下了“亦知合被才名误，二十三年折太多”的诗句。这于其说是对刘禹锡不幸遭遇的同情，不如说是对他恃才傲物、率性而为做派的婉转批评。

　　在永贞革新期间，刘禹锡与王叔文、柳宗元一道，对于自己不顺眼的大臣动辄罢官、降职、外放，甚至处死，在很大程度上以人划线，以个人好恶定取舍，典型地体现了狭隘的性格弱点。因为这样，使永贞革新的积极意义大打了折扣(关于永贞革新的成败得失，可专题讨论，此不赘述)。

　　同样，刘禹锡的过份自负孤傲，导致他诗歌创作上偏重于个人感情的抒发和对人生命运的感叹，而忽略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总观刘禹锡存世的八百余首诗，涉及时事和人民群众命运的几乎没有。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权，蕃镇割据，牛李党争风波迭起，中央政权严重削弱，百姓饱经战乱，流离失所。到刘禹锡中进士的贞元年间，国家已是内忧外患，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而刘禹锡，出身于士大夫阶层，身为朝廷重臣，对国家兴亡、国计民生不发一言，这不能不使人对诗人的情操和境界发生怀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刘禹锡在扬州为答白居易写下的名句。后人往往借助诗句的表面字样，根据时事的需要赋予它太多的积极意义。其实，分析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对照白居易的诗句，不难看出，那是他对自己耿介性格和二十四年流放生活的反思，并因此决心调整自己的人生航向，希望梅开二度。至多，也只是表现了作者朴素的辩证思想和个人的进取精神，与他人无干。在他心中，只要他这棵病树逢了春，国家兴亡何足道哉？

　　也许因为朝廷的不公正待遇，消蚀了刘禹锡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如此解释，似乎有情可原。但是且慢，让我们读一读明末将军加诗人袁崇焕的绝命诗，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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