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社论的提法，引起“造反派”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时一批外来“红卫兵”插手进来，利用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集中于当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说他是青海省“党内走资派”代表人物，是罗瑞卿伸向青海的黑手。同时也点了我的名。省委常委会瘫痪了，我被责令每天清扫常委楼的厕所、楼道。

　　第一次批斗会，在印刷厂会议室，印刷厂有两个青年工人到北京“取经”，回来带头造反。首先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不是，我是有不少缺点错误的共产党员。这时两个青年工人连连动手打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继续殴打，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当时群众还不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提出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下午，“造反派”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搜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连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我的亲笔信也取走了，以后也就失落了。抄家后箱子柜子都贴上手写的封条。省委大院的“造反派”组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今天你来抄家，明天他又来抄家，我们干脆把东西散开，让他们抄。后来，这种抄家成为形式，好像不去抄一下，就不是“造反派”。众多“造反派”组织在省级、市级等机关，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冒出来了。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写着这样那样名称的“红卫兵”。不管是谁，戴上这个红袖章，就可以横冲直闯，批斗、抄家，不经任何手续，在深更半夜把人带走，也不告知带往何处。今天你批斗，明天他批斗。我也习以为常，干脆准备一件旧的棉大衣，装着一支牙刷一条毛巾，说走，披上大衣就走。有时被带到某“造反派”的据点，隔离批斗，写检讨材料，过一两天，又送回来。

　　这时大字报、大标语贴满省委大院，渐渐地，王昭和我二人成为青海省“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是打倒王昭和王仲方的标语，名字倒写着，打上红×。我自己也可以出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开始有些紧张、惊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有些奇怪，青海省委有第一书记杨植霖，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他们的名呢？在一次西宁市委的批斗会上，我才明白。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调李宁担任书记，免去了原市委书记康建西的职务。后来李宁反映，他们受到原市委一班人的抵制，无法工作。市委组织部长向省委组织部刘秀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妻子)反映，市委机关有人密谋要推翻改组后的市委。杨植霖很重视，把西宁市委问题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带检查组到市委检查，高克亭又拉上我陪着他去。杨植霖亲自主持，提出西宁市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要彻底揭发。检查组根据他的指示，揭发出西宁市委有一个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杨植霖亲自起草讲稿，到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指出西宁市存在“阴沟市委”，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建西等人也组成了一个“造反派”，造省委的反，首先是翻反党集团的案。于是在市委礼堂开大会，把杨植霖、高克亭和我，以及市委书记李宁、李扬、赵建新都找来，来了一个“三堂会审”。这时有人质问定市委反党集团的主谋是谁？无人答应。市委书记李宁说，这是省委检查组定的，没有检查组，我们是不敢定反党集团的。又问省委检查组长高克亭，高克亭说检查组是受省委委托，向省委汇报，由杨植霖决定的。杨植霖说，他本来不想定反党集团，是听检查组汇报后决定的。又问杨在市委干部会上亲口说有“阴沟市委”是怎么回事!杨不敢承认，竟然说这次讲话稿子是王仲方代他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负主要责任的第一书记以及副书记竟然这样推卸责任，不敢承担。最后问到我，我只有大声说，既然如此，我承担这个责任，主谋是我。这样一来，紧张场面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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