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开斗争会，有一位托儿所保育员控诉省委王秘书长不该把她开除，是严重的迫害，要求我老实交代。我说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女保育员很厉害，走上来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坚持说不知道这件事。保育员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接连打了我好几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想到今晚这一关恐怕过不去了。这时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人保科长李学林，这件事是哪个王秘书长干的？李学林这时才说出是王静先副秘书长干的。而王静先就站在我旁边，到这时候战战兢兢地点头答应，我才过了这一关，可是人已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了。

　　正在这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中，1967年初突然发生了“二·二三”开枪事件。当时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和“捍卫队”，两派势不两立，为控制舆论，“‘八一八’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办公楼。这是违反当时中央不准占领报社命令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占领者撤出，遭到拒绝。赵永夫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相持数日不下。2月23日这天凌晨，忽然传出枪声，部队战士以为是报社内部有人向他们射击，于是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者。战斗中死伤多人，是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听说，部队开枪，是得到林彪同意的。事情发生时杨植霖、王昭都不在西宁。我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军区，立即停止开枪，事情只能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我则表明了我的态度。到时候可以说明我与“二·二三”事件无关。果然，不到一个月，事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把“二·二三”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开会，决定成立青海省军管会，由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主任，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同时决定撤销赵永夫职务，隔离审查。把本来在洛阳治病、不在青海的王昭也诬指为“二·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者，隔离反省，押回青海审查、批斗。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哪个部队开的枪？刘贤权说是独立师(当时有些省的武装民警称为独立师)，并说独立师不归他指挥，由省委政法小组指挥。周恩来问王仲方同志现在何处？刘贤权说，王已离职反省。这时林彪说：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有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

　　正在四面楚歌、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西宁市郊区农村彭家寨大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回农村去。这个大队是1964年“四清”时，我带领工作组蹲点的地方，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他们通了电，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办起砖瓦厂，改善了生活。他们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我也回“家”看看，同农民拉家常，吃他们做的尕面片(尕音嘎，小的意思)、蒸洋芋、腌酸菜。他们听到我将有难，就让我回彭家寨，说我们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我们怎么的，我们保护你。看到村里的庄稼长得那么茁壮，看到家家户户日子比过去好，我深受感动，觉得就是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对群众这番深情厚谊，我只能心领，却不能去。我深知这个劫难是哪里也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因为我而引起武斗，连累乡亲。再坏的遭遇，我也要自己顶着。

　　本文节选自《炼狱》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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