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大门让乒乓球队给敲开了一条缝

　　周恩来经常对中国乒乓球队说：要有人民外交的观念，要善于搞民间外交。可以说，在“文革”那样的时期，是周恩来一手培养了中国乒乓球队，也一手实践了他的外交思想。 如果没有这些教育，第31届世乒赛一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当时，在去不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上，是有争论的。当时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乒乓球队可以去，这是民间外交。但是当时日本的右派势力很猖狂，中国的代表团去，会

　　不会遭到暗杀，他们有没有可能搞破坏，都是严峻的问题。中央也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讨论一下到底去还是不去。

　　争论的结果，有的主张去，有的主张不去。

　　最后上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去。

　　就这样，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决定之后，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要有为事业做可能牺牲的准备，国家的利益重于泰山。我们当时的思想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能有其他的考虑。当然在安全上周总理也做了具体的安排，从各个方面保证我们的安全。到了日本以后，右派势力的确很猖狂，但是日本政府的保安工作也做得很细，毕竟是两国关系的事，出了事他们要负责的。

　　没想到，我们这一去，机会就来了。这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的一段交往而引发的乒乓外交。

　　那天科恩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大轿车，发现上错车后，他感到有些发窘。庄则栋则迎上前去说：欢迎！欢迎！还说了一段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之类的话。这段看似平平常常的交往，因为发生在当时敌对的两个国家，则成为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也难怪有一位副团长捅了一下庄则栋，叫他别多说。当时，我很年轻，但是我认为庄则栋做得是对的。周总理对我们总是讲人民外交，在我们的意识中，人民外交的观念还是有的，庄则栋这样做也是正常的。接下来，加拿大等国赛完后，提出要访问中国，美国队一听，表示也想到中国来，这非同小可，是件大事，代表团立即上报给总理，总理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批准同意美国队来。美国政府对这件事也是喜出望外，他们也一直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途径。

　　1971年4月6日，中国乒乓球队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邀请。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成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新中国境内的美国人。4月14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科恩在内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并对他们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在体育馆，中美两队进行了友谊表演赛，和我对打的是一位黑人选手。

　　中美关系始于乒乓外交，看似偶然，实际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建国以来，乒乓球成为中国体育比较有优势的项目，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拿得出手，周总理把这样的项目用于民间外交是有远见的。中美两国都想改善关系，但苦于没有机会，不料让乒乓球运动敲开了一道缝。

　　周总理不仅通过乒乓球解冻了中美关系，而且把乒乓外交扩展到亚非国家。由于“文革”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疏远了，通过乒乓球比赛，把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拉得近了，周总理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革”后期，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广交朋友，周总理把乒乓外交球搞得很热，江青也想插手乒乓球运动。可以说，把体育和外交拉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发明。“文革”期间搞了几次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请亚非拉国家的乒乓球选手来，没有钱，我们给你机票，还管吃住。在比赛中，我们还经常让球，现在看来，大家可能不理解，但是当时让球也是为了国家利益，或者是乒乓外交的需要，是发展对外交往的需要。我也有让球的经历，我让给的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河野满，以前我从来没有输过他。因为当时内定的目标就是要求拿四个冠军，任务完成了。

　　作为乒乓外交的实践者，我们所接受的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有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奢望。工资只有38元，没有奖金，奖励就是荣誉奖章，出国比赛只有三十多美金的零花费。

　　尽管这样，我无怨无悔，因为能为国家做事情，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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