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 阳 王 瑾　　　

　　1931年，《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曾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其中以报馆名义发表的长文《从一号到一万号》明确将《大公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02年创刊到1916年9月，即英敛之时期(尽管他自1912年后即不管事，然名义上仍由他负责任)；第二时期是1916年10月至1925年11月停刊，即王郅隆时期(主笔、经理都由他聘用)；第三时期从1926年9 月1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办起(到1949年)，即新记《大公报》时期。众所周知，这三个时期以新记《大公报》时代存在时间最长(共有二十三年)、成绩最为辉煌，其间曾获得在世界新闻界享有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张、胡及后起的王芸生他们把“文人论政”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攀上了中国报业的巅峰。

　　百年回首，人们几乎把目光都投向了《大公报》的这一时期，这诚然没有错。至于英敛之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主要是民国前的十年，也曾以“敢言”著称，后世也给予了大致中肯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敛之在报业史上的形象将愈加清晰、高大起来。最不为人注意、同时最遭非议的是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大公报〉史》〔1〕以《王郅隆接办后种种》为题，用六百多字的篇幅来概括这段历史。《〈大公报〉史略》〔2〕篇幅更短，只用了百多个字。他们都认定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3〕的机关报”。《新记〈大公报〉史稿》〔4〕绪论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众口一辞，似乎无可辩驳。其实只要看看当年《大公报》的新闻、言论，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王郅隆与安福系有很深的关系，并不等于《大公报》就是“安福系的机关报”，“皖系的喉舌”，这要看经济来源、报纸的实际内容、言论倾向等。实际上1916年10月王接办《大公报》之初，安福俱乐部还没形成。他之所以接盘《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意思”〔5〕也就无从谈起，何况他本来就是1902年《大公报》创始时的主要股东之一，接盘报馆主要也是商业行为。

　　一

　　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从此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谈起民元报业时说，王郅隆虽然与北洋军阀(如梁鸿志、杨以德等)关系极深，“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但《大公报》却不能说不多少受他一些影响”。“……尤其是王郅隆与他们的关系，当段祺瑞一上台我便不能不出洋了。”〔6〕胡政之说的是大实话，作为报纸的所有者，王不可能对报纸没有一点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胡政之主持期间，特别是1916年10月到1918年12月他出国之前的两年间，和他1920年5月从欧洲回国到8月中旬辞职前，他对《大公报》革新的努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涉，《大公报》也没有因为王与安福系的关系而一边倒，或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实际上有些言论还是很尖锐的。下面我们先从胡政之的革新举措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大公报》。

　　胡政之初入《大公报》时，“报馆如衙门，主持人称师爷”，整个报馆都是天主教徒，只有胡一个人不是，七个访员(记者)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胡把他们开除了六个，留下的一个，因为其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即听差头)，“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统的消息，因为他是宣达者，所以不会错的”。同时，胡在北京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这是他祛除编造新闻的恶习、从新闻务求真实入手整顿《大公报》的第一步。

　　胡政之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从1916年11月10日起，也即他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尽管最初排字工不习惯，深以为苦，但他每天晚上都要在排字房指导排版。

　　更重要的是他对报纸内容的革新。1917年1月10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7〕几天后，在刊出这一预告同时，还刊出了《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一)中央政闻公正灵敏，世有定评，益将自勉。宪法会议二读会开议在即，本报指派专员旁听，当日笔记寄津，次日与北京各报同时揭载，决不落后，而详略得宜，尤具特色。(二)各省要埠或招聘访员，或委托妥友，重要新闻随时报告，藉使读报诸君周知南北大势。(三)设‘特别记载’栏，随时介绍海内外名流意见，使读者兴趣横生，多得实益。(四)特设实业教育专栏……”

　　1月28日，也即旧历年后几天，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公报》特色的“特别记载”问世。这是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栏目。每期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且采访对象不限于中国人，也有外国在华名流。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创举，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有示范意义。为表示郑重，每期都会标明：“内外各报有转载本栏记载者，请书明系由本报转录。”第一天发表的谈话笔记是采访李经羲〔8〕，题为《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注意，舆论哗然，竟至于有人说：“《大公报》为李九先生作机关报矣。”之后的几天，报纸连续刊出梁启超、蔡元培、林纾、张弧〔9〕，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君、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的访谈录。其中一些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1月30日梁启超在谈到今后的社会事业时指出国人精神上的两个弱点，一是思想卑下，一是思想浮浅，称这种精神的病根不除，则多一种主张即多一重争执，多一人活动即多一重纷扰。无论如何终归无望。他为此提出两条针对性的救济方法，一是人格修养，一是学问研究法。这些观点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仍不失其启发意义。1月31日发表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提出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党，才能尽责。胡政之不仅亲自翻译并且在前面写了几句话。无疑，神田对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也正是他的希望。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2月1日，“特别记载”发表北大教授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2月5日又刊出北大校长蔡元培谈话，倡导职业教育，以及对大学教育的理想。在胡政之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开始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尤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报人兼容并包的气质。

　　在推出“特别记载”的同时，1月28日《大公报》推出“实业专纪”，发表《模范公司节省经费之实例》、《中国畜牧事业》等文。1月29日，又推出“教育专纪”，其人有日本学者的《科学的教育》、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等。以后，两种“专纪”一直坚持隔日刊出一次。

　　在那个年代，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而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栏目，显示了胡政之的远见与魄力。当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他已经如此注意教育、实业问题，其“特别记载”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财政、外交、政治同等的关心，不能不让后人感到惊喜。

　　早在1916年11月10日起，《大公报》每天都在要闻版前面刊登“今日银元行情”，以后还在报纸上登“各地股市”，说明胡政之很早就注意经济信息。

　　此外，胡政之在《大公报》设置“讲坛”，提倡学术讲演，关注学术文化动向，这些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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