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欧美之旅进一步开阔了胡政之的眼界，回国不久的1920年7月，他就在《大公报》发表的《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中提出：“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 。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自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

　　向国人普及世界知识，加强系统、可靠的国际新闻报道，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胡政之在百年报业史上算得上是先驱。在上海报界欢迎会上，他就指出：“我国人与外国人隔阂太甚，必须注重国民交际。”而通过报纸普及世界知识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所以他一回到天津，即着手改造《大公报》。除了注重国际新闻的报道外，他还孜孜“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认为英国国民富于政治能力有赖于报纸对国事的详细记载，久而久之养成了英国人丰富的政治常识。他说：“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派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利益。”他以不负“大公”之名，做社会的公仆自任，决定开辟“社会之声”栏目，作为“社会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专收外稿，为民呼吁”，传达社会各界的声音。在“政治腐败，国民失望”的中国，他以《大公报》为公器大力提倡改革、寻求精神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尝试。

　　从7月1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每天都有的“思潮”栏目，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哲学、法律、政治、社会学等。当日的“宣言”中说：“本报为顺应世界潮流，提倡文化运动，故特辟思潮一栏，用研究的精神求事理的真诚。不搀派别的意味，为一家一说张旗鼓，愿陈列其所知以供社会的批判。不愿矫饰其说，诱致社会于盲从。”此外，“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两个栏目是交错刊出的，前者发表的文章如《欧洲人之废战运动》、《日本自由劳动者组合之真相》、《劳农俄国之真相》等，后者如《商业上英美之争霸》等，大体上都是有关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度报道。

　　7月2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一文，认为中国处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必须对于旧势力足以自立，然后对于新势力乃有所建树可言”。要想自立，首先是平息内乱，修养民生；其次是充实国防。但他所说的“充实国防”不是专指练兵，他认为只有教育普及、科学昌明、工业发展，“有强健之国民，坚实之组织，则矗立世界潮流中，自可安然无虞”。

　　其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出世，他即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中他已提及《共产党宣言》(即《公产党宣言书》)。在《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论评中，他说：“中国自来四民平等，匹夫而傲王侯，布衣而致卿相，未尝有阶级也。……中国本无欧洲之历史，复非欧洲之社会，若强将西方社会主义之说，移植中土，此与创造历史、创造社会无异，其为不当，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因此他提出中国的改造“当根据中国之历史国情，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采特殊之方针，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抑今日中国改造之根本问题，尤在教育，方今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于此首当注意者，为一般国民之政治教育，盖往昔之政治，为特殊阶级之专业，而今后之政治，则国民全体之职务。”

　　事隔八十多年，经历无数的风云变幻之后，重温他当年的思考心得，确实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判断容或有不当之处，他的预测可能并不准确，但他对民族命运忧戚之至诚，却不因时势的变迁而淡化。在这篇文章最后，他提醒国人要防患未然，假如国民缺乏谋求公益的道德，并无担当公务的知识与能力，一旦在国家权力支配下扩大“公生活”，结果“将养成新官僚派，或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抚今追昔，这些恳切之语不禁让人无语凝噎。

　　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和《本报改造之旨趣》看作是胡政之一年半来欧美漫游、考察的总结，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以及改造中国、改革报纸的基本主张，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胡政之出国日久，《大公报》景况已大不如前。正当他准备重整旗鼓、改造《大公报》时，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后来，皖系在战场上迅速战败，8月12日，王郅隆在仓皇出逃日本前夕发表声明，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并提退股本。同一天，胡政之也发表《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离开了他曾寄予希望的《大公报》。等到8月20日，“改组”后的《大公报》复刊时已面目全非，“思潮”、“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这些栏目都消失了，连报头的字体也变了样。此后的《大公报》自然不会受皖系军阀的控制，更不可能是“安福系的机关报”了。

　　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胡政之第一次进入《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但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他六年后第二次入主《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开辟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综观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其爱国热情丝毫不亚于其他进步报纸，新闻报道客观、详实，内容丰富、活泼，评论也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以及对战后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都证明了这是一张站在时代前面的报纸，也证明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胡政之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了，一张报纸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又与政治势力有扯不清的关系，一旦政局波动，报纸也就跟着跨了。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是什么“安福系的机关报”，但其老板王郅隆与“安福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想完全摆脱一个政治派别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六年后，当胡政之故地重来，和张季鸾、吴鼎昌联手盘下已倒闭的《大公报》时，办一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走言论报国之路的酝酿早已成熟。以后《大公报》每一页的辉煌几乎都离不开胡政之的努力，他早年那些有益的探索、尝试(比如对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的重视等)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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