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身为主笔兼经理，胡政之本人经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在报业史上也有开创性。督军团开会时，“杨梆子”(即天津军阀杨以德)常派车来接他，说是“请胡师爷去记”。但他们 开会时满口脏话，根本无法记。加上王祝三和他们的关系，胡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有限的。我们以为，他之所以力图在教育、实业、文化新闻方面有所创新，在国际新闻与评论上下工夫，恐怕都与此有关。但也因此对报纸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评论是报纸的生命线。自1917年11月7日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论评《财政与外交》以来，他几乎对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重大事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公报》的倾向。1916年11月9日，他在《诚意政治》论评中，批评中国政治缺乏诚意，总是以玩弄权术为能事，并对段祺瑞所谓尊重民意机关的承诺寄予厚望，对伍廷芳这个“敦厚诚实的老人”进入内阁表示欣慰。这时是他进入《大公报》之初，对军阀政府尚抱有一定的幻想，下笔时对“北洋之虎”段祺瑞难免有些好感。

　　经历张勋复辟的丑剧，经历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之后，到1918年，他的论评就冷峻得多了。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告终(他称之“欧战”)，世界面临着新的变局，反观中国，则仍“以古色古香之政治自娱”。他在“时事杂感”《征聘旧人》中批评徐世昌上台后，执政的大半是前清旧人，完全没有了解新思想的能力，更不足以应付新潮流。在《又一暗流》中，他回顾了民国成立七年以来，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抵任感情而不任理性，问利害而不问是非”，指出在他们投机图利的私心支配下，时局只能纷扰不已。他因此感叹：“中国人聚两人必闹意见，聚三人必分党派”，称之为“亡国之国民性”。

　　在《国内永久平和之前提》中，他直言“南北一丘之貉，结果不能相远”，所谓调和只“不过北方官僚与南方军阀朋分权利而已，与平和二字固全不相干也”。他谆谆地劝告政客“抱定宗旨，从社会上做功夫，就地方上寻事业”，劝告当国的官僚“放开眼光开放全国政治，容纳新进有志者之活动”，寻求真正的政治和平之途。在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他的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注定了当时没有人听，事后也没有人再去注意。

　　胡政之对于中外关系非常重视。1916年11月，天津各界反对法国殖民者任意扩张租界、侵犯中国主权，一时震动全国，《大公报》连续追踪报道。他本人从11月10日到12日连续发表评论《老西开交涉之研究》，谴责法国租界的无理要求，批评政府的措置失当，称其“对内则一味秘密，以愚国民；对外则求保体面，自欺欺人。外国列强知其奥妙，所以弃名求实，无不得逞。至于国民，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劣根性也很突出，事前绝不督促当局，注意为未雨绸缪之计，交涉起后，又缺乏事实之研究，多为理想之壮言”，等到事过境迁，则早把一切忘到脑后。在不平等条约的损失之外，事实上的损失更不知有多少。他不无沉痛地指出，如果政府、国民不根除劣根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

　　同年12月6日到7日，他就日本问题连续两天发表《我亦赞成中日亲善》。当时日本新上任的首相寺内竟出人意外地提出“中日亲善”，胡政之呼吁日本要先有亲善之实，以事实表示诚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同时，他认为仅有政府的亲善是不够的，还要国民的亲善。“日本新闻家应当刷新其对中国评事论人之态度”，日本人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盈之气也要改变，否则不可能与中国人握手言欢。他的结论是：“政府亲善易而国民亲善难，在恶感已深之时言国民的亲善尤难。”所以他希望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有相当的觉悟和忍耐性。

　　1917年2月6日，《大公报》以《美德间之战云勃起》为题，刊载了大量有关外电对此事的评论。第二天，又以《日紧一日之美德关系》为题，对方方面面的反应作了详尽报道，比如美国政府的态度、英美欢欣踊跃的民情、德国致美国的通牒全文及其附件等。2月9日的《美德国绝交后与中国》报道，就是对在华的英国、德国等相关国家人士的采访实录，“消息正确与灵敏”。其时，英美等国要求北洋政府参战，中国尚未作出决定。英国方面的议论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家好持稍安勿躁暂且旁观之政策，英国从前固亦用此主义，今已大受其害矣。望中国人其速起也。”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意见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卷入战争的理由，参战不过是“徒供他人利用”而已。

　　1918年秋，在中俄外交风波中，胡政之亲临海参崴采访，历时一月，在《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旅游漫记》，详细报道中东路问题及西伯利亚出兵等实情，开创了报纸主持人亲自出国采访、考察的先例。

　　他算得上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那时就开始重视国际问题，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评论，特别是他自己署名的那些评论，都有相当预见性，比他对内政的评论要重要得多，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进入《大公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他始终关注这次战争带来的变化，并洞察战后国际局势的变迁。1918年发表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内外暗潮》等论评，他已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向国人郑重发出警告：“彼日本已布置地盘，则问题本身之我国人，顾安能久于闭门自杀坐待处决耶？”“此等危机已有萌芽，望我国民监视勿懈怠也。”

　　一战告终，他在《世界之新纪元》中提出：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之外，应打破锁国的旧思想，了解新时代的新思潮；二、新时代的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弱国保护等主义都是为抵制强权而设立，不是用来奖励自暴自弃的国民，必须自己争气；三、酷烈的大战虽已停止，而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的激烈，绝不在战争之下，中国应“急图自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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