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才有机会以三等国资格派代表躬逢这一盛会。其时，各国记者云集巴 黎，美、英等国有二百多人，日本也有三十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1918年12月动身，于1919年1月23日到达巴黎。从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也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胡政之关于巴黎和会的第一篇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他就指出，国家没有实力，不能自强，“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他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的，所有事项都是“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连代表人数都是不对等的，“五强”各有代表五人，二等国有三人，三等国仅二人。胡政之目睹强国专制的实况，情绪激荡，终于发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号。

　　在《外交人物写真》中，几个中国“专使”莫不形神毕露，他们虽都是算得上“外交人才”，“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王正廷悃?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为了争代表席次先起了一场风波，接着，陆征祥离职出走，闹了个更大的笑话。胡政之因此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在巴黎和会上，只有美国尚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小国家说句话，但在“五强”中却显得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竟然只参加过三次有关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

　　尽管中国代表做了不少努力，无奈英、法早与日本有勾结，美国也不可能竭力为中国谋利益，结局早已注定。在一系列奔走、让步都归无效之后，6月27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为“抵拒国际专制主义”，临时决定不去参加签字仪式。

　　6月28日，协议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旧皇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会盛况空前，出席的记者就达四百多人。中国人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以记者身份在场，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写下了感人的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发表在当年9月3日至6日的《大公报》)。

　　那天的会场，代表席上留给中国代表的两个空位，直到午后三点依然空着，胡政之断定中国代表不会来了，他和谢东发分别告知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国和美国人多有“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威尔逊的笑容、路易·乔治的蛮态都和平时一样，只有克里孟梭很不高兴。日本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冷静的，有来问胡政之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一位法国人对胡政之说：“此日本人之切腹也。”

　　胡政之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竟然要在战胜与自由的名义之下，将四十万人口的领土作为对日的赠品，这种不公正之事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新闻稿由谢东发以精警简短的法文书写，巴黎各报多数采登。其中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批评法国政府一味敷衍日本，将给远东带来后患。法国民报(Le Journal du peuple)甚至刊登了一幅讽刺克里孟梭的插图。

　　挟五四的风雷，中国代表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啻是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英法等列强一个响亮的耳光。胡政之说，我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采访巴黎和会的经历令胡政之一生难忘，成为他新闻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多少年以后，他在动员萧乾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欧洲战场时还动情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

　　和会结束，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继续在欧洲各国采访。从1918年到1920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对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都有细致、深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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