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实中种种人为的不堪甚至灾祸，诉诸法律当然可以确保社会的公正，但人们在精神上饱受的创痛，却很难像法律那样如此有效地被抚平，缺一个道歉，无论如何都过不了情理这一关。

　　我们回访的下列事件的严重性，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歉所能涵盖和化解的。事实上，通过回访当事人并道出新闻背后的故事，我们发现一个社会不道德、不正派的虚妄现实：中国人的狂妄和虚假在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道歉机制的缺失，折射出的正是这个社会的冷漠和道德资源的严重流失，而这一切，再好的制度似乎也无能为力。

　　当一个正义社会的身影开始渐渐高大的时候，那个建立在“歉意”基础上相对低调的良知社会的轮廓，却依然模糊，而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和谐社会，也似乎还很遥远。

　　向拆迁户道歉

　　嘉禾拆迁的另一种真相

　　新闻背景 2004年5月初，“嘉禾拆迁事件”进入媒体视线。那“谁耽误嘉禾发展一阵子，就让他难受一辈子”的霸道标语、那强迫当地公职人员“说服”亲戚同意搬迁以修建商贸城的“四包两停”政策先后曝光，而李湘柱就是当地那些因不愿做“说服”工作而被停职停薪的公职人员之一。曾参与“嘉禾拆迁事件”报道的《北京青年报》记者曾鹏宇讲述了这一段经历。

　　认识李湘柱，是在去年我采访湖南嘉禾拆迁事件期间。当时媒体曝光此事后，舆论一片哗然。嘉禾县领导立即赶到北京，与媒体“沟通”，并宣布当地已废除“四包两停”政策，而且商贸城计划强制拆迁也已停止——这番知错就改的态度见诸媒体后，公众对此事的关注度开始迅速减弱。

　　而我却在此时得到了一份当地政府发布的书面材料，该材料分六个部分历数媒体报道的“不实之处”，当地政府在这份材料中流露出的意味与面对媒体时的态度出现了极大反差。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于是我去了嘉禾，李湘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拆迁户。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本来是当地乡政府干部，因为没完成说服父母同意拆迁的“任务”，被开除了公职，他家2001年才盖的三层楼房也被强拆，屋里大部分东西都被损毁。

　　见面后湘柱先告诉了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就前两天，我父母被逮捕了，说是妨碍执行公务。”一算时间，居然与嘉禾县政府领导去北京求媒体“高抬贵手”是同一天；再一问，他的工作并没有恢复，其他被停职的人也都如此；而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嘉禾县城那些盖着鲜红大印、新近贴上去的强拆通告——这叫暂停拆迁？这叫废除“四包两停”？

　　我又拿出那份书面材料，开始按图索骥，去核实材料上说的每一个情况，结果发现被县政府拿来攻击媒体报道“失实”的那六个线索，全都是假的：商贸城计划一直是按商业开发上报，根本不是什么水利工程；当地的确淹死过两个孩子，但却是在十里之外；那位“感到非常满意”的拆迁户李双全本是文盲，合同上本应付给他的拆迁补偿竟然被划上斜线……

　　5月22日，调查《嘉禾拆迁事件：谁在撒谎》在我供职的《北京青年报》上发表，再度引起轰动；5月25日湖南省检察院开始对拆迁户被逮捕一事展开调查；6月3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将嘉禾县县委书记、县长等相关责任人全部撤职，同时停止商贸城开发计划，恢复所有被停职人员的工作……

　　国务院决定在《新闻联播》中播出那天，我正在外地采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里面鞭炮声响得震天。已经重获自由并领到国家赔偿的李湘柱父亲在电话里说：“我们没别的话，就想让你听听这鞭炮声，然后一家人给你鞠个躬……”

　　去年8月，我给他家电话时，却没听见李湘柱的声音。一问，他父亲说：“他虽然回去上班了，但是在单位却很不开心，领导也给他穿小鞋，因为觉得他见的记者太多，话也说得太多；一周前他辞职了，去了广东。”

　　在年轻的李湘柱看来，这是一方之得，那么另一方呢？嘉禾原县委书记周余武被撤职以后，就从公众目光中消失；我曾多次联系过采访，都被他婉拒。“我很惭愧，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回复的这条短信，因为后面还有四个字：“多谢你们。”(文/《北京青年报》记者曾鹏宇)

　　向受害家庭道歉

　　阜阳奶粉的永久性毒素

　　新闻背景 一度泛滥安徽阜阳农村市场的“无营养”劣质婴儿奶粉，自去年4月以来，已使229名婴儿营养不良，其中轻中度营养不良189人。经国务院调查组核实，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目前阜阳劣质奶粉系列案一审判决被告中20人获刑，刑期最长8年。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那个人操着安徽口音，他说他是强强的爸爸，一个劲儿地给记者赔不是，“你去我家连一口水都没喝上，我感到特别内疚。”原来他就是曾兆强，之前我们既没有打过任何照面，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去年1月下旬，去他家采访时，他正在南京打工，当时是他患小儿麻痹症的妻子王小芹接受了采访。

　　在电话里，曾兆强说，除夕前一天晚上他才赶到家，还带回了1000多块钱，算是派上了用场。而至今，他们从政府手里拿到的只有6500块所谓的抚恤金和三箱奶粉。

　　第一次，阜南县政府给了他们3000块，那是孩子被县医院赶出来之后，当时国务院调查小组撤出阜阳还没几天。“上面来人的时候，一天能给你用上200多块钱的药，人一走一天就给4块钱的青霉素。”王小芹在医院开的药费单上都看得一清二楚。

　　让王小芹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这些前后反差这么大的数据，当初，县里面在电话里跟他们说好给免费治疗的，可当他们抱着孩子从南京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却吃了个闭门羹。

　　早在回到县医院之前，夫妻俩就带强强去合肥、南京好几家大医院看过了，只是苦于拿不出动辄两三万元的手术费。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当时夫妻俩根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一路上给孩子吃的还是家里带来的奶粉。为了让孩子能活命，走投无路之下，夫妻俩只好决定把强强送到孤儿院，并开始了一段在北京徒劳的上访。

　　去年6月份，他们被人从北京带回之后，洪河桥镇镇政府给了3500块钱。这3500元让王小芹和丈夫再一次看到希望，他们又卖了些麦子，还有拖拉机，换来了4000多元钱，这次，他们带孩子去的是西安最好的脑科医院——西安市脑积水医院，自从11月份从西安回来之后，孩子的病情基本稳定了，但王小芹知道，只要不去动手术，孩子的命就不会活得太久。

　　听曾兆强说，强强现在已经能下地走路了，但步子还不是太稳，而在一个月前，记者看到他时，还一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无法独立行走。把王小芹一家从北京找回来之后，镇上的领导就威胁她说，如果以后再敢上访就给她结扎，强强是王小芹的第三胎，是她熬了十多年盼来的儿子，但经过这一年的折磨，王小芹似乎什么都看透了。“结扎就结扎吧，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等天暖和一点，曾兆强又要出门打工了，除了为孩子买药要花钱，家里还有好几万块钱的债要还，都是为孩子看病借下的。

　　如果说一开始是黑心的奶粉制造商们残害了许多孩子无辜的生命，那么在事情被媒体揭露之后，又是谁在继续残害着那些仍然健在的大头婴儿们？(文/《时代人物周报》记者刘俊)

　　向求医问药者道歉

　　新兴医院的“神话”背后

　　新闻背景 新兴医院通过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一时间吸引了无数不孕不育家庭，但《望东方周刊》用封面报道揭示了这不过是一个“神话”。媒体一系列报道发出后，较量才真正开始。以下是参与此事件报道的《望东方周刊》记者贾葭的手记，他在春节期间收到了对方的“诅咒”短信。

　　2004年6月底，我们分别收到了两封举报信。一封是西安友谊医院对外承包科室的，一封关于新兴医院疗效的。这两封举报信重新引起了我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兴趣。我于是被派往西安调查友谊医院的事情。

　　前前后后大概忙了一个多月，历经几次修改。第一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份杂志在北京和西安都遭到了恶意收购。友谊医院的那篇报道，事发地的宣传部门勒令省内媒体不得转载，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们的记者甚至遭到了一些身份不明人员的恶意恐吓。对此，我们很有准备，倘若报道不实，被披露对象完全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只做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正好说明他们内心的惶恐与不安。同时，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此事的反应也很迟钝，虽然最后广电总局发文停止挂角广告的播出，但是，时隔不久，我们再次见到广告的铺天盖地。

　　第二篇稿子我们内部也有争论。包括对院长身份的置疑，是到江苏做的。记者在乡下采访的时候，遭到当地不明真相的朱氏族人的围攻。在回京的三个月之后才知道，我们住的宾馆，就是朱家开的。稿子出来之后，有人觉得这样去写“不大厚道”。但是想到每天还有那么多人被广告蒙蔽，依然把希望建立在一个肥皂泡般的“新兴医院神话”上，就觉得有必要传递更多的信息给广大的消费者。

　　准确来说，去新兴医院看病的人，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杂志的目标读者，这必然会通过其他平媒和网络的转载，才能完成广而告之的目的。事后的回访也证明，众多媒体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兴医院。

　　现在记者的危险仍然没有消除。我们在除夕夜里，还接到新兴医院院方发来的恐吓与诅咒的短信。这些证据我们都会在公证处公证之后，作为将来可能用到的呈堂证供。我们不需要新兴医院的道歉，因为在这一事件中，有更多的消费者受到永世难以也无法弥补的伤害，新兴医院应当向他们道歉。财迷心窍般的投机者最后是不能逃脱历史的审判的。 (文/《望东方周刊》记者贾葭)

　　向艾滋病人道歉

　　谁来为Thomas动手术？

　　新闻背景 现为艾滋病关怀项目“爱之关怀”负责人的Thomas几年前从海外留学回国，同时，他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2003年年底，Thomas因为腰椎骨结核入院。当时，他的背部出现很大的脓肿，腰部疼痛难忍，腰椎骨严重处已经破坏了三分之二，需要切除被破坏的组织，植入人造骨。可是，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努力，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医院也无一医生愿意为其操刀。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瘫下来了。”找不到医生为其做一个外科小手术的艾滋病人Thomas异常平静：“还是没有大夫愿意做这种手术。如果不是朋友的特殊帮助，我现在已经不能在这里和你说话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即将到来的今天， Thomas的话依然让人心酸。　

　　几近绝望之时，国外的一些朋友通过私人关系才说服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只是，手术最终并未按常规的方式进行，原本应该切除坏死组织、植入人造组织的手术疗法，转而变成了“姑息疗法”：“这家医院没有骨科，所以医生只是在我背上切了道口子，把脓血吸了出来。”　 虽前景未卜，Thomas却已倍感幸运，因为，他至少还进行了“姑息疗法”，而他的病友们，遇到手术，“更多的人只能等死”。

　　由于医务人员对于职业暴露而造成感染艾滋病的担忧，像Thomas这样，遇到外科手术束手无策的病人已不是单例，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被晾手术台的事例也时有发生。

　　让病人等死，相信非人所愿。事实上，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已颇费思量。为了避免歧视，各地都设立了艾滋病指定医院以保证艾滋病人有医可求；可是，由于艾滋病指定医院往往是专科的传染病医院，并没有外科手术能力，遇到类似Thomas的情况，感染科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医院的外科医生相助；而外科医生也反映，除了基础的医保，他们并没有特殊的职业保险，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手术中感染了艾滋，他们只能“自认倒霉”，感染率虽小却“非黑即白”，万一“中奖”就是一生负累。

　　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是，任何职业都有风险，让病人等死有违医生职业道德；而临床医生认为，伦理学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此问题上，众多观点交锋激烈。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是，究竟如何才能给艾滋病人找到操刀的大夫？究竟谁来向那些被延误的生命道歉？(文/《东方早报 》记者严晓媚)

　　(编辑：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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