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去世的经过

　　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关于卢作孚的遗嘱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

　　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

　　(责编：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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