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00多名志愿者走上街头义卖《新京报》，所得报款全额捐赠中国青基会，用以资助贫困农民工子女入学。明天，这个活动还将继续举行。这是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共同推出的“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的一项内容。
推动弱势人群生活状况的改善，拓展他们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一直倾力而为的。但对于媒体来说，关注弱势人群无疑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主题。在北京这个高速发展的繁华都
市中，每天有着太多的新鲜事和时新话题，它们有着太强的力量自己“闯”到版面上来，何况，对于一家报纸来说，还有着都市读者的兴趣需求与媒体竞争的压力呢。
然而，在千万读者的反应中，我们感到，坚持这个主题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有良心的城市，人们除了关心那些符合“人咬狗”标准的新闻（从一定意义上，它是规律，而不是嘲讽）外，还关心那些不构成一般新闻标准的弱势人群的生存，因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刚从外地来到我们身边。这种关注不是新闻的标准，而是良心的标准，不是新闻的规律，而是良心的规律。社会良心真实地存在于北京人中间，媒体选择的主题只不过是对良心的反应。
但是，媒体的责任，不应该止于被动的反应。许多时候，弱势人群的生存，不会自己跳到新闻中来，不会构成新闻事件。因此，媒体有责任主动地发现和反映他们的生活，并推动社会关注。这是人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它们是我们完整的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媒体报道，人们对自己城市的了解就是缺损的。在这个意义上，报道、评论和媒体直接参与组织活动，都是平衡和强化信息传播的手段。
媒体的报道也意味着树立一种价值判断：这些是重要的。马克思新闻生涯中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来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成是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现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这一段话所揭示的新闻传播规律与接受规律，非常耐人寻味。往深一步想，媒体是否报道，不仅影响着当事者的价值判断，而且影响着“别人”———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媒体对弱势人群报道、议论乃至亲身投入改善他们状况的社会活动，都不是为了赚取眼球和作秀，而是与读者一起确认一种价值判断：这些事是重要的，那些人是重要的。在现代都市，人们被职业、阶层和不同的居住环境分隔着。而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者，是把分隔的人们重新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对于分散和分隔的人们而言，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它是人们自己良心的象征。
本报特约评论员马少华相关报道见A16版[ 责任编辑：罗远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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