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一个财政自给率只有17.8%的贫困县，为20周年县庆活动大张旗鼓，强令“吃财政饭”的人“捐款”，建设献礼工程一串，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云南省金平县正因此成为大搞“形象工程”的新典型被各地媒体大曝其光。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但金平县的“形象工程”明显不是“政绩工程”。虽然立县20年间金平各方面“进步不小”，但一个贫困县的名头加一批突击建成的项目，显然无法让人认定为“辉煌成就”，所以大张旗鼓的县庆活动，只是“打造金平良好的对外形象，提高知名度”。眼下，金平的“知名度”已经得到提升，“对外形象”虽不良好，却也不能不说得到了“打造”，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求仁得仁吧。
可以认定金平的县庆是“形象工程”，但我对何谓“形象工程”多少还是有些犯糊涂。“形象工程”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还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金平的县庆突击建设中国包括电站、过境公路等等，似乎不算是超出必要，而只是超出财力，是否可以被归入“形象工程”？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如果超出财力的建设才算“形象工程”，那么是否意味着一个富裕的地方就可以去搞超出必要的建设，而不必定性为“形象工程”？如果说无必要加超财力共同决定是否“形象工程”，那么我们无疑就会造成事实上的双重标准，放纵富裕地区的奢侈与炫耀性建设，而把“形象工程”搞成一个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概念。
事实上，我看到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迄今为止，我们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像富裕地区就没有“形象工程”的问题，事实上富裕地方超出必要的金碧辉煌的建设并不缺乏，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隐然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但在批评“形象工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道理往往又是发达国家富裕而并不奢华，其中的含义是“形象工程”以是否超出必要为准。
我也不知道怎样能够使标准变得清晰起来，准确地说，我对“形象工程”是不是一个真实地抓住了要害的概念有着怀疑。可以这样理解，“形象工程”并非为着显示某个人、某些人或者某个“班子”、某级政权的业绩，而是为着展示某一地区的形象，归根到底似乎还是为着一个地方的发展，通过发展又让民众受益。这是“形象工程”比起“政绩工程”来，稍稍显得高尚一些的地方。然而，人所共知的，“形象工程”虽然说起来没有私利，但与“政绩工程”一样，总归是劳民伤财、怨声载道，不受地方民众的欢迎，并被归入同一货色。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其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其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头人们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何以成为形象工程的取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强令捐款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聚集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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