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宣华华
8月6日下午，在岭南古建筑明珠德庆孔庙里，鼓乐高奏，书香弥漫，广东首个“状元礼”在这里举行。江门籍的今年高考单科“状元”黄陀身穿“状元服”进大成殿，和众学子向孔子像朝拜，并宣誓热爱祖国、成才报国。（《南方都市报》8月7日）
身穿“状元服”，朝拜、上香、献锦帛，宣誓、唱歌、留脚印……“状元”率众学子在“老先生”的引导下，演绎出一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仪式，其中透出的腐朽气息实在令人压抑。这究竟是让人领略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还是让人领略传统文化的“文化糟粕”呢？
“状元礼”所张扬的“金榜题名”、所推崇的当代版“状元”，都无异于在对当代应试教育进行文化和道德上的双重褒奖，更在无形中为当代应试教育取得了宗教似的肯定。那个“四书五经治天下”、“八股文取功名”的旧时代，就这样得到了复古主义的“新生”。
难以想像，那些体验或观察到“状元礼”的学生、家长，究竟会获得什么样的感悟和认识呢？“成才报国”的誓言与“功成名就”的快感，哪一个会更为深刻地渗入他们的意识之中呢？事实上，根据古代读书人的体验，“范进中举”式的快感，才是“中举”者的最大精神享受，至于“为国为民”的理想反倒成了其次。这岂非正是对“状元礼”的最大讽刺！
“状元礼”操办者的心态颇为耐人寻味，他们到底是“崇古”还是“媚俗”？需要指出的是，在“状元礼”之外显然还有更多的选择。譬如说，组织“状元”们深入贫困户进行访贫问苦，借“状元”名气为教育事业募集资金，诸如此类。同样是张扬，同样是褒奖，其中的理念与影响却迥然不同。
看来，在“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应该如何运用“状元”的影响，仍然值得我们不断反思和改进。这恐怕也是“状元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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