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习惯在报纸上频繁看到种种治安犯罪新闻的广州市民，恐怕难免还是会被一再无法无天、变本加厉的残暴乱象冲破心理底线。前日白云区黄石东路一酒楼的保安疑因平常事端，而遭20余人刀棍追杀。躲进宿舍房间顶死房门的3名保安，最终被对方泼油纵火焚烧，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场景之暴戾，无以复加，凶手们的心态，超乎病狂。昨日同城几大媒体均报道这一恶性案件，读者想必都能有义形于色而又胆战心惊的同感。
同样值得义形于色的，还有几天前见于本地媒体的另一报道——17岁女孩谢晓语以及更多的同伴，一再被控制者反复断腿，以上演撞车讹钱之勒骗。这些极端的事例，令我们看到好生之德、恻隐之心、人文之养的尖锐对立现状。而身在广州，论及感同身受的安全感，又有多少人会选择不摇头呢？偷抢倒也罢了，动辄飞车抢夺，将人拖倒在地，又或飞刀断手，拍头劫物。“飞车党”、“砍手党”、“拍头党”横行，显示出一般性的社会治安问题中，也呈现出了恶性发展、再无底线的恐怖。无疑，这一切，是管理与教化的双重失败。在举国大致如此的大背景下，广州是一个突出一点的例子。
全局的整体改观，自然是涉事众多，难解近渴的。但值得担心的是，我们似乎对于缓解问题、遏止恶化、争取时间也未必有足够的努力。见多识广的市民，往往要拿上海的治安同广州作比较，认为后者因为人口流动的自由而降低了城市的社会安全感。不过，比广州自由度更高的大都会纽约，只怕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方面的启示。藏污纳垢的纽约，犯罪率最高的1990年曾发生杀人案件2235宗，平均每天约有十多起恶性事件发生，一时间堪称“罪恶之都”。但在朱利安尼走马上任纽约市长之后，这一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居然在短时间内骤降至全美十大城市的末位。“朱市长”的妙方其实不外老生常谈的两手:财力支援增加警力7000人；实施严厉的“零宽容”治安政策，哪怕是逃付一美元车票也必定要被揪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从“罪恶之都”到“法治之都”，纽约足为正被这一“城市病”深困的城市学习。广州经济发展迅速，财政收入不菲，但警力严重不足。因此财政支配向警力的充实作出必要的倾斜，完全是无须左右权衡的事项。而对于这样的财政投入，市民肯定也是完全支持甚至愿意为此有所贡献的。而事实上，广州市自2003年开始便启动“警力增加提速方案”——三年内每年增加警力2000－2500名；同时，近两年来，广州警方大幅度增添警车、安装GPS卫星定位仪，在实现警力的高效配置上也已经在全国领先。在此前提下，市民们自然有理由期待足够的治安巡逻、高效的接案出警、主动警觉异常、积极追捕惩治……等一系列与投入对等的治安表现涌现。而配合最近最高法关于抢劫罪认定的最新司法解释，对于广州城内为祸尤烈的抢夺现象，也必然能够形成一个“零宽容”的环境。
不过，在对警方力量及表现予以强调之后，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还有多少人愿意见义勇为？还有多少见义勇为的行动能够获得一呼百应的响应？当一声“谁多事就砍谁”能够吓倒公交车上的所有人，当一声“帮我打110”竟得不到任何人帮助……当良民们相信越少事越安全的时候，歹徒们自然也越来越相信，越凶狠就越安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长成了社会潜规则，不仅“飞车党”、“砍手党”的“党徒”日多，那些断人腿脚骗钱，泼人汽油害命的暴行也更可以肆意妄为。普通市民固然没有“当英雄”的义务，但“邪不胜正”的古训也因此失了底气，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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