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超女和王垠看祭孔之现实性

　　文化传统既不能兴国也不能亡国，儒家文化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文化资源，而且能够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兼容。

　　作者：杨东平

　　“超女”李宇春登上北大讲堂，清华博士生王垠愤而欲退学，9月28日全球首次联合祭孔，这些已成为重大的教育和文化新闻。

　　我同意这一观点：北大讲堂并无贵贱高下的名分。我们习惯了“学术殿堂”只能请学术精英和“成功人士”，即便中学的讲台也没有普通人的身影。而国外的许多大学相反，除了学术报告，广邀社会各界人士如消防员、牙医、推销员等登堂讲座，让学生认识社会和了解不同职业，既是一种职业生涯教育，也传递社会平等的价值观。北大之邀请“超女”，仍有显赫的门槛和“规格”，是把她作为明星接待的。娱乐明星狂受大学生追捧的事件已发生多次，它凸显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文化与80年代不同，已转为彻底的大众流行文化导向。对当下最流行的“

　　青年文化、校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成人文化的折射；此外，则是学校教育的产物。只要看看被考试压倒的中学生的生态，看看大学文科教育的苍白乏味，有多少人还在阅读，有多少人还有个人的兴趣、个性和精神生活，就不难理解大众娱乐文化之宣泄排解、制造偶像的功能对大中学生是何其重要。因而，像王垠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不成熟，不懂事，但他的自我决定、特立独行，毕竟让人感到大学生还有一点脾气，有一点个性，而不是一味随波逐流，也属难能可贵了。

　　因此要说到祭孔。尽管很多人不以为然，但从“文革”时刨挖孔墓，到此番央视直播全球联合祭孔，无论如何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尤其是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国家会将诋毁自己的文化传统作为国家形象和教育文化方针。文化传统既不能兴国也不能亡国，儒家文化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文化资源，而且能够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兼容，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当然，这需要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转化。也许，我们应该跳出在学理层面永无休止的“应不应该”的论争，在共同认可的底线之上，通过编写读本、教材、上课之类建设性的文化实践，具体地对传统进行甄别、转化和改造，去启动和推进这一过程。例如，半个多世纪前，教育家陈鹤琴对其“活教育”目标的表达“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就圆满地构建了学校教育中传统与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热情和努力远远超过对自身传统和文化的认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欧洲文明、美国历史的了解远甚于中国。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很正常的。对传统的尊重和恢复，绝不是发展旅游拉动地方经济，或者搞一些纪念活动以为标榜。真正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信息输入社会的日常生活，改变人的态度情感、言行举止，最重要的，是在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使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至少通读过《论语》、《中庸》、《大学》等典籍。

　　迄今为止，在学校教育中，孔子仍然只是历史课中一个空洞的“知识点”。这既需要更新目前语文、历史教育的目标和内涵，也需要改革学校思想教育的模式，以“公民教育”整合目前的品德、社会、历史等教育，形成有机的结构和有效的道德教育。在大学阶段，则应当按照“通识教育”的模式整合、改造目前的政治理论、思想品德教育，开设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在内的广博的课程，给学生提供专业教育之外，关于社会、历史、道德、伦理、价值观、文化、艺术等更为重要的知识和教养，培养具有社会关怀、文化自信和道德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将不再是政治冲突和全球化潮流中愤怒彷徨、精神无归的文化浪子。他可能喜爱“超女”，但不会只为“超女”所惑；他可能特立独行，但亦明中和中庸之道，而不致忿戾乖张。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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