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多研究国内市场（高层防谈）

　　现年44岁的昂内斯·韦伯是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在近日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G20）会议上，他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并特地为本报读者题词：“向《环球时报》读者致以衷心的问候！”

　　采访的话题很广，从目前热议的能源危机到比较敏感的人民币汇率，从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到刺激国内需求，韦伯都谈了自己的见解。

　　东南亚、中国和美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记者：本届会议对世界经济如何评价？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韦伯：最近几个月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比较强劲，但屡创新高的国际油价成了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风险。在本届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除了油价之外，还提到了其他风险，例如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由于贸易保护主义高涨而导致的经济起伏的潜在危险。

　　就全球经济发展来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基本上保持不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世界银行会议还特别指出东南亚、中国和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日本近一段时间表现出了增长的势头，而欧洲则在全球视野中落后了，今年欧洲的表现仍然令人失望，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只有1％左右。

　　记者：高油价是否已经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在这方面，中央银行能做些什么？

　　韦伯：我相信，能源问题将继续在20国集团的议程中占重要位置。在供给层面，我们需要和所有的产油国开展更好的对话，加大对于全球石油勘探和精炼生产能力的投资；在需求层面，我们必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在市场层面，我们现有的石油市场远不够完美，例如欧佩克等组织的市场运作就是一例，我们希望首先增强石油市场的透明度。

　　德国中央银行的使命是，继续把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预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竭力防止欧元区再次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必须绝对防止出现任何此类迹象。

　　记者：本次会议是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对于中方举办的这次会议，您有何评价？

　　韦伯：我想借这个机会恭喜我的中国同事成功地举办了这次漂亮的会议。去年我曾经组织了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柏林会议，因而也就格外了解举办这样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时，有多少不同的需要和细节需要照料和注意。这次会议组织得非常好，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得很周到。德国已经从去年的会议中受益，我相信中国同样能从今年的会议中受益。

　　在货币和汇率问题上与中国公开辩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记者：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会议开幕前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全球特别是“某些国家”的贸易失衡，中国不会跟随别人的指挥棒进行汇改。您对此怎么看？

　　韦伯：中国新的汇率机制允许人民币实现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而且也将努力利用这种灵活性。

　　在汇率政策上，我们当然有磋商协调机制。这种磋商和协调主要发生在7国集团之间，基本上是在三个主要货币，即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进行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谈到要让中国参与到这种磋商机制中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分量越来越重、重要性越来越大，我认为与中国进行低调的、秘密的磋商对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发展非常有利。但我认为，在货币和汇率问题上与中国开展公开的辩论，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记者：您认为各国汇率的改革模式是否应当考虑不同市场的发展阶段？

　　韦伯：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灵活的货币制度安排必须与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同步进行，必须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进程相一致。但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最重要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金融市场，我们都必须朝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迈进，并且让汇率制度的变化服务于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

　　不想就纺织品贸易争端发表任何评论

　　记者：欧洲不少纺织品生产大国指责说，中国的纺织品冲击了他们的行业。对此，您怎么看？

　　韦伯：我不想就纺织品贸易争端问题发表任何评论。

　　记者：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中国访问时曾希望“中国人少存钱，多消费”。您对此是否赞成？

　　韦伯：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内经济的增长应当更多地建立在刺激内需的基础上还是出口拉动的基础上”的辩论，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有益。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国现在就应该“多花钱，少存钱”了。我的意思是，中国首先还必须采取很多的措施和行动，才能够达到这一步。正如我以前曾指出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国内市场的充分发展来说，还有很多其他环节必不可少。但是我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空间还很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有必要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力度

　　记者：前不久，欧盟和美国都表示，要在5年内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您认为这可能吗？对于即将举行的多哈回合新一轮谈判前景，您是否乐观？

　　韦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有关各方还需要做很多的家庭作业才能让今年12月即将在香港举行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这次香港回合势必是一次让人手忙脚乱的谈判。美国方面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谈判建议，欧盟也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谈判建议，但是对于这些建议，我现在都不想给予任何评论—————很明显，我不能对应当由贸易部长们回答的问题作出任何越位的评论。

　　记者：您觉得，中国要解决目前令人困扰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如何做？

　　韦伯：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是，改革目前已经明显陈旧过时的社会保障制度，代之以一个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我还发现，中国最近正在集中精力发展内陆地区经济，解决“三农”问题。为了更好地刺激和释放这些内需潜力，我认为，有必要加大诸如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力度，因为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高额的储蓄率特色鲜明。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就能够有效减少中国居民“有钱便存银行”的现象。目前，中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个现象非常鼓舞人心，那就是中国领导层正在非常积极地开展辩论，思考如何将国内需求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出口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上。我觉得这样的辩论非常健康有益，我希望这种进步也能够被其他国家吸取采纳。▲

　　《环球时报》(2005年10月21日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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