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中国和平复兴的视角回归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程亚文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进入年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结束了欧亚之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前也造访了东欧，中国的新一轮外交引人注目。特别在胡锦涛访问英国期间，专门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的新一轮外交，是以宣扬和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旨归。

　　中国外交近期突出宣传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其现实紧迫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与一些国家间围绕油气资源、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产生了不少摩擦。个别国家还因为中国国力逐渐强盛，而大力宣扬中国“军力威胁论”。由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种种疑虑。这种疑虑如不及时回应，有可能使上世纪90年代就已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更大范围内扩散，从而破坏中国国家形象，恶化中国安全环境，威胁中国长远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怀疑，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宣传策略因素使然，也有一定的知识逻辑，有其学理化的话语支撑。为回应“中国威胁论”，就必须首先从知识理路上做出有效反驳。

　　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还是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或者马丁·怀特的《权力政治》，都阐明了一个命题：那就是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增长，最终来源于该国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一个国家经济能力增长后，免不了要对居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产生挑战。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大国兴起必将冲击现有世界秩序。

　　中国保持了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虽然从绝对经济规模的角度来看，还远远比不上一些发达国家，但从经济实力的消长关系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天天减小。所以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传统来看，美日等国基于自身强权历史经历和经验传统，不能不对中国文明复兴抱有怀疑，并为在军事上、战略上围堵中国，找到了理论依据。

　　“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流布，当然对中国不利。对中国来说，回应“中国威胁论”、打消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疑虑，就需要超越西方视角，以亚洲视角来看待和处理中国文明复兴。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文明复兴的解读方式，是基于欧洲（西方）的历史与传统，是对近五百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史的总结，但是从以往人类历史来看，欧洲（西方）国际体系与东亚国际体系在结构上是非常不同的。

　　欧洲一向是多个大国同时存在，这决定了欧洲人的战略思维，是把大国林立和权力制衡，作为一种基本的事实和信仰，对通过战争和冲突变革国际秩序，持有高度的敏感。在此情况下，其中一个大国相对实力的显著增长，就是对其他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美国、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西方一员的日本对大国崛起产生这样一种解释方式，有其历史前提。

　　中国所处的东亚国际体系，情况则大异其趣。这一传统上有着有机内部关联和统一性的区域体系，在历史上的大部分年代里，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朝贡体系，其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长期都是由中国来提供，包括调解这一区域的国家间纠纷，中国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仲裁者。

　　值得注意的是，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来看，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中国在武力强大的同时，又极其重视文治，即推行所谓“天下主义”的国际关系理念在东亚世界有感召力，有很大关系。中国传统上所追求的，实际是个体利益、他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种和谐。在这样一种伦理主义的价值观规范下，实际上，它既不可能产生极端的种族主义，也不可能产生极端的世界主义，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均衡。

　　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来看，中国曾有过多次文明复兴经历，但并没有严重挑战地区体系。往往是中国四分五裂、处于衰落期的时候，因战乱、人口迁移，反而使东亚世界遭受更多冲击。而在中国内部安宁、国势强盛的时候，中国则成为东亚世界中一个有力的国际关系调节者。因为中国在硬软实力上的强大，东亚国家希望中国为本区域生活多提供公共产品，这一心理特点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归纳起来，传统的欧洲（西方）国际体系与东亚国际体系，其明显区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实力结构上，欧洲（西方）大国林立，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东亚则长期以中国为主，形成朝贡体系；二，欧洲（西方）大国林立的国际体系，习惯于以战争和冲突作为变革国际秩序的动力机制，且其历史时间相对为短。相反，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体系，至少有着2000年以上的存在历史，因此，东亚世界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有更为丰富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做法；三，在东亚国际体系形成的漫长年代，中国曾经有过多次文明复兴经历，但并没有严重挑战地区体系，这与欧洲（西方）的历史完全不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实践，虽然有普遍适用的地方，但用它来解释中国复兴这样一个问题，就忽略了中国与东亚世界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这个地缘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至少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复兴主要还是在东亚世界展开，其次才产生世界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复兴只有放到亚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地缘历史与现实中，才能得到更好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