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回溯左翼电影的财富

　　本报记者徐馨

　　中国电影走过百年风雨，我们为之举杯庆贺之时，需要再次回归历史的探访，以汲取前行的滋养。当新一代电影人频频在国内外影界盛会中捧回奖杯之后，我们也需要沉静地

聆听前辈电影人和他们作品的声音，那里有中国电影最为铿锵有力的足音，开阔广纳的胸怀和孜孜以求的艺术生命。这里，让我们将目光回溯，凝聚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左翼电影。

　　关于中国电影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曾出现几次辉煌，说法不一。但无一不将30年代的左翼电影纳入。20多年前，当这批中国影片走出国门，来到欧洲参加影展时，西方电影界惊呼：“世界电影史应该重写！”“在世界电影界产生深刻影响的

　　30年代，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电影自1933年诞生第一部代表作品，至1937年

　　现实主义精神的凝聚

　　回顾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今人从曾经的辉煌中汲取什么来作为继续前行的力量呢？“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中国左翼电影的核心。对国家、对百姓命运的关怀是今人首先要继承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前辈李少白肯定地说。深重的民族危机是左翼电影诞生的时代背景。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爆发，民众爱国意识崛起，中共秘密电影小组在上海展开左翼电影运动，团结了一大批党内党外的艺术人士加入，成为以爱国救亡为宗旨的艺术战线。

　　在此之前，上海的电影界充斥的多是武侠神怪影片或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子。左翼电影人则将镜头直接对准普通百姓的现实境遇，既挽救了濒临绝路的电影公司，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回应。1934年，由郑正秋编导的影片《姊妹花》围绕一对普通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展开，首映以来，连续60天观众爆满；不久，由蔡楚生编导的影片《渔光曲》描述的是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创下连续放映84天的纪录。《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这些至今脍炙人口的作品，无一不是以充满感情的镜头对准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透过“这一个”的生活遭遇，投射出那个时代的面容与声音。

　　民族化的展示

　　与现实性息息相关的，就是影片的民族性。电影是诞生于西方的艺术，中国如何发展属于自己的电影风格，左翼电影人给出了那个时代的回答。当一部作品关注的是本土的遭遇，反映的是本土人的内心世界时，这部作品就已经具备了民族性：从画面背景到人物的情感方式，都是本民族所熟悉的。在具体地运用各种艺术元素时，左翼电影也表现出对电影民族化的自觉追求。影片《马路天使》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本身就改编自苏州一带的民歌，歌词也运用民歌手法来写，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民族化风格，电影《渔光曲》的同名主题歌也是让人一听，就能回到中国特有的那个时代，体验那种特有的情感。

　　本体艺术的孜孜探求

　　左翼电影在艺术本体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艺术的实验、创新和探索。左翼电影反映着相同的时代主题，在具体艺术表现手法上却是各有追求。“左翼电影在电影语言上的创新意识、对电影叙事风格的探索精神也是一笔财富。”从事电影史研究工作的学者高小健说。左翼电影的第一部作品《狂流》，将大量新闻片素材有机地穿插于电影叙事镜头之中，使对环境的视觉表现成为影片富有表现力的重要元素。夏衍改编的另一部作品《春蚕》则是有意淡化戏剧冲突，用近似纪录片的节奏细针密脚地表现了蚕农的生活，强化了细节处理，进而提高视觉效果。著名导演袁牧之的编导处女作《桃李劫》通过画面和声音的多种组合方式，在环境音响方面的处理尤为突出。“正是在独立的艺术追求下，每个导演都有鲜明的艺术个性。”高小健说。

　　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

　　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艺术成就，也来自于当时电影人开放的学习心态。电影是舶来的艺术，借鉴国外优秀影片的手法，在左翼电影中也较为突出。“左翼电影所运用的蒙太奇手法，主要来自当时苏联电影的影响。”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前辈程季华介绍到。左翼影评人积极翻译介绍苏联的电影理论，并对当时放映的苏联影片每片必评，推动了苏联影片在中国的影响。蔡楚生创作拍摄的《迷途的羔羊》就是直接受到了苏联影片《生路》的启发。《春蚕》的导演程步高则是受德国影片《日出》一个跟镜头的启发，与摄影师王士珍首次拍出中国电影的跟摄镜头。夏衍生前曾经说“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老师是美国电影”。左翼电影人之一孙瑜编导的《野草闲花》就是受到了美国影片《七重天》的影响；沈西苓编导的《十字街头》，其叙事手法与《一夜风流》颇为相似。

　　如导演谢晋在12月11日举行的电影论坛上所慨叹，“在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优秀电影，比如《神女》、比如《马路天使》。时代要紧！”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刻，中华儿女却缔造了世界电影史上值得大写特写的一笔，跨越了时代和国界，创造出在海内外都被视若经典的一批电影作品。这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3日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