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国内某知名杂志推出《2005世界对中国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看完头一段准备看下一段时才发现这是一部“宏篇巨制”，但头一段中有关西方人对老谋子早期电影的“误读”，已经让我产生看不下去的感觉。
《误读》头一段中西方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误读”之一是:“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之所以在老外那里有共鸣得益于外国人对中国民俗的‘理解’，于是与黄土地有关的中国农民社会形象也长期停留在西方人脑海中，把它定位为中国”。这一判断立刻让我想起有关《红高粱》争论中的某种观点，即，它向西方暴露了中国粗鄙、丑陋的一面，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所以才在西方夺得大奖。《误读》显然是认可并沿用了这一观点。只可惜，这种观点在当时虽然一度甚嚣尘上，但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声音，否则也不可能接二连三地出现《秋菊打官司》、《菊豆》等同类型的电影。
再说，西方所以喜欢或认同老谋子的电影，主要是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肯定的，而不是因为乐意看到中国的粗鄙和丑陋，西方人的心理还没有看到“9·11”后高兴得跳起来那么阴暗。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清一色的“高大全”和集体主义，缺少人性化和个性化的东西。而老谋子电影突出的恰恰是人性和个性，比如《菊豆》的这一画面:高大、昏暗、密实的四合院的天井中，鲜艳的金色红色布匹，高高挂起，直冲云霄。这鲜明的对比分明是在告诉人们:只要有一丝空隙，绚丽的人性就要顽强地绽放。类似这样的内涵才使西方大开眼界——哇，中国居然也能有这样的创作。加上老谋子在拍摄技术上的出色发挥，赢得几个西方大奖自然是顺理成章。这也能从老谋子后期作品难以获得国际大奖中得到反证。比如《英雄》，片中把秦始皇也包括进去的几个主人公个个都很出色，以致“英雄”成了一个群体，个性被淹没，是《英雄》最终没能获得奥斯卡奖的主要原因。
《误读》把根本没有成为主流的某种观点搬来作全文的开头乃至铺垫，这对不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艺术争论的当代青年来说，实在是一种误导。因此，看完《误读》开头一段后我丝毫没有了往下看的兴致，怕一不小心也被误导了。
王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