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计划。学者普遍认为，“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时需要有律师在场”都很有可能被写入《刑事诉讼法》（据12月18日新华网报道）。
佘祥林“杀妻”案、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胥敬祥“抢劫”案……，2005年频发
的冤案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使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为社会关注和司法改革的焦点。通过对冤案的揭底不难发现，很多冤案的形成都和刑讯逼供有密切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三条旨在防止刑讯逼供、加强嫌犯人权保护的法律原则有望写入《刑事诉讼法》，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嫌犯人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防止冤案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人权保护的程度。然而，让人深思的是，我国法律早已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为何司法实践中还是逼供不止，导致冤案频发呢？笔者认为，防止刑讯逼供、保障嫌犯人权除了在制度上要跟进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员在司法理念上要更新。
防止刑讯逼供的规定为何无法落到实处？笔者在与司法界的朋友特别是一些警察私下交谈中惊讶地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刑讯逼供司空见惯，没什么大不了。他们在破案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刑讯逼供，认为如果没有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嫌犯们根本不会交待，根本无法破案。在他们的观念中，破案与保护嫌犯人权相比，前者占绝对重要的位置，而后者基本不考虑。殊不知，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有多少人在严刑拷打下屈打成招，又有多少人含冤入狱，甚至被处以极刑。这种司法观念是陈腐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体现，即只把法律当作惩罚的工具，而不是保护权利的手段，与当今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显然是错误的。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目的；而惩罚罪犯是第二位的，是手段，是为保护权利服务的。从司法部门的角度来说，没有了刑讯逼供确实增加了公安机关破案难度，确有使罪犯被遗漏的可能，但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权衡和选择。面对错杀好人与放纵罪犯的两难选择，我们是选择“宁可错杀十人不可漏过一人”，还是“宁可漏过十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现代法治的精神认为错杀、错判一个无辜的好人将使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动摇，危害性远远超过放纵十个罪犯，它动摇的是法律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必须坚决避免！因此，在破除刑讯逼供、保护嫌犯人权上，除了制度跟进，最重要的还是司法人员在观念上要更新，牢固树立权利至上、程序至上理念，否则即使一些制度确立了，刑讯逼供、冤案还是照样会发生！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20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