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中国政府将采取多项“富民政策”，刺激内需，改善消费不振的局面。如果此举最终获得落实，将意味着过去几十年以GDP为导向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和以民生福利为导向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开始。这也是“以人为本”在国家政治中的最好体现。
长期以来，投资和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虽然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已经超过13万亿元，但与巨额居民储蓄想对应的是消费率连续多年走低。十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接近20个百分点。
在这方面，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政府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医疗、教育价格的降低，还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都取决于政府财政的公共程度，财政的公共程度越高，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广，民生的改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就越显著。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政府的财政投资于公共事业，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才是最高效的投资。政府财政的公共程度不仅取决于财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体制本身。现行行政主导的财政体制，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最大障碍。经济学家指出，归根结底，拉动投资是政府的权力增加了，而扩大消费则要求政府采取富民政策，把钱拿出来给大家花，是主动地放权。因此，确定新的社会发展方向，只是改革深入和持续稳定的第一步，比确定新的社会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再造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从明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政府将投巨资加强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
这些方面，主要是从增收角度考虑，但光有增收是远远不够的。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垄断如果不彻底打破，这两方面的巨额消费仍然会成为居民身上沉重的负担，从而影响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和现期的消费。目前中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消费定价过高，这成为集纳居民储蓄、挤压消费的重要原因甚至主要原因。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消费的口子就打不开。只有解决老百姓的这些后顾之忧，人们才能敢于花钱。
而教育、医疗垄断的打破，从根本上又取决于相关领域决策体制的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相关领域的改革基本上走的都是部门决策的道路，结果越改到后来，部门利益集团的影子越深，老百姓的负担越重。
可见，改革能否深入持续下去，明天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迎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时代”或曰“内需时代”，根本上取决于政府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决策体制改革。这也是改革的“深水区”，是改革绕不过的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