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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该不该实行实名制？近来媒体多有讨论。小而言之，当垃圾短信成为公害，政府理应有所作为；大而言之，积极抵御各种”暴力劝说”与”幸福欺诈”，也是当下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
有人说，搞实名制会妨碍中国人的通信自由。关于这一点，我看未必。现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南非等国家都实行了手机实名制，如果这些国家的民众真的因此失去了通信自由，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显然，公民通信是否自由，和是否实行实名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我们看到，互联网上那些匿名发布”有害信息”而被指涉嫌犯罪的人，并不会因为匿名而逃脱电子警察的追捕。换句话说，匿名式自由表达增加了社会控制的成本，而不能真正成为自由表达的条件。相反，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起来保卫的通信自由，是直呼其名而无所畏惧的通信自由，是可以在电话里大声说话的通信自由，而不是偷偷摸摸、前怕狼后怕虎的通信自由。
必须承认，当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开始从行政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过渡。因此，在我们考察手机实名制与社会管理的某种联系时，也应该有一个”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价值寻回。
我们对古往今来中国的社会管理政策有这样一个判断:首先是完全控制(专制时代)，然后是控制被否定(革命时代)，最后重新回到控制(管理时代)，让政治服务于生活，让生活高于政治，而非反其道行之。但是，如前所述，在第三阶段，此山水已非彼山水。当统治型政府转向管理与服务型政府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将这种管理与服务理解为改善社会秩序的一个步骤。
总结两千年专制于中国人心灵之所赐，莫过于两个精神烙印。一曰奴性，二曰散漫。当奴性与不守秩序相结合，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种不良的社会生态:威权大于个人，个人大于公共秩序，无序因此被传递、繁衍，”潜规则”泛滥成灾。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手机实名制可被理解为中国建设个人信用体系的一个细节。一个好社会应该双向透明，政府与民众都担起责任。
(原载12月22日《东方早报》，作者熊培云，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