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芳
在新疆库尔勒摘棉花打工的陕西民工赵某，返乡途中目睹身边发生的偷窃事件，因极度担心自己怀揣的3800元血汗钱被偷而致精神恍惚，在兰州境内纵身跳下疾驰的列车。（《新京报》12月20日）事件见报后，评论家们纷纷发表“高见”：有人撰《民工跳车防偷不仅是治安问题》一文，认为“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工在社会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指
出“民工跳车不仅仅是铁路部门怎样加强列车治安、维护客运秩序的问题，而是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南方都市报》12月21日）有人认为，医生关于赵某的非常举动是长时间乘车产生的心理病变的解释“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并诊断“‘安全恐惧症’才是赵某跳车的病因”，指出“病态的治安环境，必然难除‘安全恐惧症’”。（《广州日报》12月21日）笔者阅后，以为言过其实。
赵某因担心财物被盗而跳车看似难以理喻的非常举动，在医学上却是早有解释———部分人群在外出旅游时会出现失眠、胸闷、精神紧张等症状，有些人会因长时间乘坐飞机、火车、轮船而突然失去自控，发生跳车、跳船等自杀事件，甚至出现伤害他人的过激行为。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旅游精神综合征”，在旅途中过度自我保护造成身心过度疲劳，所处环境过于恶劣又得不到及时的调整，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件并不罕见，特别是在春运期间的列车上，又被称为“列车综合征”———由于人多拥挤，空气污浊不畅，加之旅途疲劳、精神紧张，2005年春运期间仅西安铁路公安局统计的列车综合征就达126起。（国际在线12月13日）
对照阅读原始新闻之后，赵某出现跳车行为，是遭受恶性刺激后患旅游精神综合征的后果。降低心理刺激强度，是预防类似事件发生的主要途径，这需要从多方着手，如提高心理防御能力、改善列车的乘车环境、呼吁民工通过邮局汇款而不是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尽管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这一事件在本质上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医学的归医学，社会的归社会的好———虽然社会治安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将简单的医学问题牵强附会地社会化、复杂化，除了让人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