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继不久前卫生部公开否认医改不成功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也表示，虽然“教育改革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东方早报》12月23日）
和卫生部缺乏论证、并奉行“不争论”口径稍有不同的是，教育部此番的“教育改革成功论”是有“论证”的，而且是在与记者、网友交流中提出的。因此，笔者在此向教育部发言人请教关于教改成功的两个疑问。
其一：仅仅“反对”是否就能等于没有教育产业化，并进而证明教改成功？据报道，发言人辩护“教改成功”的第一个论据是，教育部从来反对“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无疑，这个观点十分正确，就像教育部推动的一些积极有效措施，应该完全赞同。
但是“因为反对、所以就成功”的论证逻辑显然有问题。“反对”只是一种主观态度，并不就等同于客观事实，后者绝不会因为前者就会改变其客观存在，否则，如果这种“心想事成”式主观逻辑成立的话，这个世界岂不太荒谬了？诸如“行动、实践、困难、挫折”之类的东西还有存在的可能吗？也就是说，对教育产业化，仅仅反对是远远不够的，从反对到“实际不存在”，还要经过行动、实践，并且是有效的行动和实践。
以发言人谈到的教育产业化表现形式之一———择校费为例，无疑，从相关法律到教育行政部门，一直都是反对的。但10多年来，又有多少地方成功禁止了择校费呢？到目前为止，不就出了一个“铜陵奇迹”吗？既为“奇迹”，当然就没有什么普遍性可言。这种流于口头、不能落实于行动的“反对”和“禁止”，又有多大意义，能算成功吗？
其二：教育改革应不应该计算代价与成本？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发言人提出了另一个“教改成功”的论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9％，原来100个人里只能有3或4个人上大学，现在100个人里有20个人能上大学”。笔者对发言人陈述的这一事实表示赞同，毛入学率大幅度上升，当然可谓教改“成功”。但是，这种成功背后的代价是什么，都是谁在为其“埋单”？
统计显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19％的同时，大学学费增加50倍。而同期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只增长了4倍，大学学费涨幅10多倍于居民收入增长，年均学费占人均GDP的40％以上（以年均学费4000元、2004年人均GDP9030元计算），而世界平均为5％～10％（公立大学）。
很明显，迅速增长的毛入学率背后，是学生家长不成比例的高额支出。入学率倒是“大众化”了，可收费却不断贵族化，“一人读书全家受穷”，谈何成功？与此相佐证的是，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读书贵与买房贵、看病贵一起成为三大民生问题。
显然，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之下，即使入学率提高是成功的，但这种造成巨大民生压力的“成功”，无论从事实还是道义上，难道可以引以为教育改革成功可标榜的业绩吗？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