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对于目前的社会环境，认为“安全”的人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37．1％，认为“基本安全”的占54．8％，认为“不安全”的占8．1％。总体上看，公众的“安全指数”比2004年略有上升。
这两年来，在各种复杂的不稳定因素下，党和政府作出很大努力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应当说，数据显示的公众安全指数上升，客观反映出了政府谋求稳定、和谐社会环境的成果。但从安全指数的绝对值上看，37．1％显然还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据，这从侧面说明公共安全服务还有待提高。
安全感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法治社会，公民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类形成政治社会、生成政府权力的基本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公众的安全感来源于社会的稳定、彼此的诚信以及制度的可预期性，但归根结底来源于政府的保障。当我们对食品的安全发生怀疑时，我们对政府的期待多于名牌的信誉；当我们置身于一次次矿难的危险体验之中，我们对政府的渴望强于矿主的承诺；当我们看不起病、身陷地震灾难时，我们对政府的呼唤高于慈善家的义举。面对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冲击，公众除了寄予政府的妥当安排，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承诺与保障？一个讲究人本、负责任的政府，必然将满足公众的安全感需求作为不懈追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危险正在发生”却是社会人的一个基本常识。非典、禽流感、海啸、地震，矿难、污染、犯罪、艾滋病……各种天灾人祸不知哪天降临。我们无论凭借多么完备的法治，都不可能实现“零危险”的社会状态。此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想方设法降低社会危险系数。
曾读过一篇《英国人为什么处变不惊》的文章，深有感触。在去年7月，伦敦发生连环恐怖爆炸事件，整个世界都在为英国人担忧，而英国人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平静，却让人肃然起敬。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会不会再次发生爆炸，而是如何在地铁关闭的情况下仍能按时上班。市民这种从容感的背后，却是政府部门的竭尽全力———第一声爆炸响起不到半小时，紧急救援服务便赶到现场；一小时后，警方通过电视直播告示大众：“待在原地，不要走动！”并关闭了全部地铁交通网；两小时后，伦敦各主要街道上出现了“避开伦敦”、“本区域关闭”等警告标志；随之不久，询问伤亡情况的热线电话也开通了……如此高效而有序的应急措施，来自于政府部门3年多时间的演练！
我相信任何一个乘坐公交车上班或回家的人，都不想为车上是否藏有炸弹而担心，但对政府来讲，“危险正在发生”也是其履行好职责的一种常识。只有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才能让公众生活在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状态下。伦敦爆炸事件虽然恐惧，但由于政府的应对措施及时得当，并没有引发人们的恐慌。可见，事物的艰难并不必然引起恐惧，最害怕的是人对事物的艰难全然没有把握，对它的后果完全不可预知。
通过透明的信息发布引导公众采取可预期性行为，通过高效的应急措施避免公众受到突发事件的伤害，这是现代政府增进公众“安全感”、实现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必然选择。只有在政府的精心庇护下，公民才能有处变不惊的从容与洒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