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1980年，吴仁宝选择在苏州市做官而不是回华西村，那么他本人及华西村的命运又该如何呢？
要作一个绝对准确的回答也许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将既不会有今天的吴仁宝，也不会有今天的华西村。华西村的乡亲们说：“没有老书记，就没有华西村的今天。”（据1月17日《望新闻周刊》报道）
华西村所以能够成功地走出这样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吴仁宝当初决定将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经验贡献给华西村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华西村固然从吴仁宝的抉择中受益良多，但吴仁宝又何尝不是因此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进京卖无公害大米一事，近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0吨大米已经售罄，但需求仍然旺盛，第二个10吨正在加急运往北京途中（据1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卖米”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模式正在由朦胧到清晰：北京社区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提出组织“消费合作社”，直接和何慧丽的生产合作社“对接”。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如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城市居民可以吃到价格合理、质量放心的食品，原来被销售商提走的利润，现在则可以由市民和农民分享，等等。
和吴仁宝一样，何慧丽也将成为她自己实践的最大受益者。作为一个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她从这些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提供的；而“欲化农民，先农民化”的深刻体验，更将使她终身受益。
北大高才生武小锋，在待业回农村老家做了一段时间糖葫芦之后，由于受到媒体的关注，终于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了（据1月13日中国经济网报道）。我感到不解的是，武小锋为什么不能用自己在北大学到的知识、能力和视野，在家乡干一番事业呢？
我丝毫没有责备武小锋的意思，他完全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让我感到不安的只是媒体、公众和有关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读了大学就一定不能再到农村和基层去，否则就是大材小用。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武小锋即便有留在家乡的想法，恐怕也羞于说出口了。
今日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处处都呈现出一种错综纷纭的社会状况。无法照搬任何模式，只能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可能是21世纪中国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在我看来，找出这样一条道路，惟有靠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各级公务员），走出官场、钱场、名利场，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生产力第一线去，与最普通的人、最真实的生活接触，去了解感受洞察那些鲜活的充满灵动的事物，“在拯救世界的同时也拯救自己”，舍此别无他途。
《江南时报》(2006年01月18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