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鹏

　　4月22日《潇湘晨报》报道，鄂尔多斯市中院有关领导21日称，市中院院长已对“吴保全诽谤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案件已进入再审过程。

　　继2006年曝出彭水诗案后，“诽谤”领导似乎就成为禁区。但总有不信邪的，今年有河南的王帅，四川的邓永固，以及内蒙古的吴保全，他们在网络发帖“诽谤”，代价也各不相同，王帅被囚八天换得了700多元的国家赔偿，而邓永固和吴保全还是刑事犯罪嫌疑人。

　　因言获罪，这是目前对这几个人比较一致的看法。身处于这个倡导民主的时代里，我们突然发现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法律的陷阱：网络批评、举报竟然惹火烧身，顷刻间，一个普通公民就成了背负着 “诽谤罪”的刑事犯罪嫌疑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在此纠缠于吴保全们的曲折遭遇。让我们先来解剖一下：既然是诽谤罪，这本就是个不告不处理的自诉罪名。按照《刑法》246条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方可由公诉人起诉。那么，在此只有一条，那只能是吴保全们“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了，否则，公诉方就于法无据。

　　当然，吴保全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一个公民理应受《宪法》的保护。《宪法》第41条明确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任何人也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于是，我们便有疑问：第一，吴保全们是否真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第二，他们有没有捏造或者歪曲事实；第三，是否存在打击报复。

　　产生这样的疑问是有道理的。请注意，这几人发帖“诽谤”都是针对所谓的“违法违纪”，邓永固称“高升乡在退耕还林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吴保全和王帅都说当地违规征地，看得出来，这不是简单地针对某个机构和领导的人身攻击，更带有强烈的网络举报和申诉意味。而检方与警方既然定性为“诽谤”，其中就必然包含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必须法律要件，以及对于“歪曲和捏造”的肯定，这未免有些草率，而这些正是诽谤罪的核心。

　　网络监督因其所呈现出方式上的快捷、效果上的明显，以及低成本和低风险，已经成为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体制内信访渠道的“闲置”，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网络监督的重要性，而目前这几个案例，行政与司法的横向联合，无疑挤压了网络申诉的渠道，加大了网络监督的成本。不知道这几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帖子才不算诽谤？即便采用司法途径，为什么不选择相对温和的民事途径和行政警告，而是直接采用结果极不利于百姓的刑事诉讼？这是关键，否则，就无法摆脱堵群众嘴巴和打击报复的嫌疑。

　　舆论压力之下，吴保全诽谤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已经启动再审，相信他会有一个尚可的结局，而邓永固则还在等待。但我以为，无论如何，这都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滥用“诽谤罪”，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表面上是惩治某个不服的刁民，实质上以审判形式完成了对举报的全面否定，公民批评权就此被架空。更留下了一个疑问——— 什么才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在诽谤案频出的当下，这极需要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