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

　　“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纪元，向我们宣叙该事件的宏大意义——中国现代青年大步登上民族舞台，不仅如此，五四还是一种革命运动的“元叙事”，决定了中国此后百年的政治范式。它是激进运动的不朽样板。但只要重新反思五四遗产就能发现，在行使正当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学生们露出了自身的双重弱点：暴力诉求和政治天真。这两种互相关联的症状，构成了早期“愤怒的青年”的精神特征。

　　鲁迅发表于1918年《狂人日记》，出现过下列戏剧性文字：“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这种关于乡绅“赵家”与“狗”的狂人叙事，犹如诡异的谶言，暗示了次年五月四日发生于北京“赵家楼”的“政治动乱”。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被突然推入公众的视界。“愤怒的青年”从和平示威突然转向暴力攻击，抄了曹的卧室，践踏“银耳”之类的珍贵药物，继而痛打“赵家的狗”(化装成日人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记者以及曹的仆人)，纵火焚烧了整所楼房。据说章被送至日本医院，身上受伤达56处，差点被“革”掉了“狗命”。按今天的刑律，殴打者或可判刑数年。而赵家楼的火焰，就此成为“五四精神”的伟大标记。

　　“五四叙事”的关键词是：游行示威、赵家楼、火烧、痛打、游行示威、青年大学生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语词部件被逻辑地组装起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的“元语法”。爱国主义无疑是中国民族现代性的伟大起源之一。梁漱溟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这是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的恶习，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

　　愤怒的五四青年，不仅受到肾上腺素的热情支配，而且在外交上也露出稚气的表情。他们采取“拥美反日”策略，指望在美国支持下抵抗日本人的对华扩张野心。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如此形容说：“世界上可能没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学生们在大街上高喊“大美国万岁”和“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而其抗议书更是充满对美国人的天真愿望——

　　“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帮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与中国学生的“天真叙事”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为了在国联问题上获取日本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亚得里亚宣言”，表面上谴责出卖中国利益的英日秘密条约，背地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把山东秘密出让给日本。前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洞察了美国人的阴谋，在其日记里痛切地写道：“威尔逊总统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捉弄了中国人，无情地愚弄了他们。”是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天真的学生(民众)和政府一同遭到了愚弄。而这场火烧事件最终成了可悲的历史诅咒。

　　五四运动之所以变得如此伟大，就在于它提供了来自两端的重要经验：在实践正当的政治权利诉求时，“愤怒的青年”(民众)应学会控制“文化肾上腺素”，放弃话语和肢体暴力，改善易于被愚弄的精神弱点，成为具有政治理性和对话智慧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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