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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五四运动谁是主流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4日07:45  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陈平原

  “五四”乃众声喧哗的时代,并非某一集团、思想、学说的“独唱”,这点,稍加论证,不难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追问谁的“五四”,很可能拉出一大笔左中右或红蓝绿的陈年旧账。其实,理解“五四”的复杂性,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如,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立场、学术背景、文化趣味的差异,还有南方与北方、都市与小镇、学生与市民等一系列区隔。其中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年龄及教养。就拿作为新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来说,教授与学生,就有很不同的功能与定位。

  在世人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自然没错。可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生爱国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由学生辈来完成的。对他们来说,曾经参与“五四”这一经历,是生命的底色,是永恒的记忆,是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

  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

  10年前,我与夏晓虹合作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勾勒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历程,包括13位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杨振声、匡互生、闻一多、梁实秋、郑振铎、冰心)。5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讨论“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10位当年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以当事人眼光来解读那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地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从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几十年间,因应海峡两岸政治风云变幻,南京、重庆、台北的傅斯年、罗家伦、杨亮功、毛子水、成舍我,与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孙伏园等,就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等,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论争。这一论争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五四老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都多少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战着其时的主流思想。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除此之外,我正主持编撰《回到现场——北大学生的“新文化”》,选择了几十位当年活跃的北大学生,利用档案、报刊、照片、日记、书札、回忆录等,钩稽其在“五四”期间的言论及作为,关注学生与教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等。当然,更包括这些学生日后的事业与功过、追怀与阐释。在我看来,这构成一道特殊的“新文化”景观。

  当今中国学界正处在一个转型期,需要我们打起精神,竖起脊梁,与“五四”展开认真深入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推崇教授们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需要呼唤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及求索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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