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昌切

　　同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有着不同的诉求。前者是政治诉求，后者是文化诉求。政治诉求因民族激情的迸发而淹没了民族与国家的界线，文化诉求因理性自省而强化了国家与民族的分野。　

　　“五四”包括两个运动，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维护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推崇和效法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的思想/文化运动。二者内含目标上的一致性，却各有其诉求，意义指向并不一致。　

　　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含日本)联手分配本应由中国拥有的权益。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与会代表提出的三项主权要求，把原属德国在山东的治权让渡给了日本。这种霸道的行径直接导致北京大学生发表吁请拒签和约的强硬声明，采取天安门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激烈行动。据天津《大公报》的图片和文字报道，五月四号下午的游行是事先报经当局批准的，三千多人按照官方规定的路线有秩序地通过天安门广场，行至东交民巷遇阻，旋即转向赵家楼胡同，放火烧了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二十一条”的签署者)的住宅、痛打了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　

　　这就是五四运动，一种由民族主义情感激发起来的以维系民族与国家同一性的政治行动。在这个政治行动里面，民族主义情感融入国家主权，不容分离，甚至不容置辩。一个民族，一种情感，其政治诉求必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问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政体，是什么人在统治这个国家。　

　　有民国而无民主，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剂。“新瓶装旧酒”，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比较常见的一个比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现实一再挑逗、刺激着民国敏感的神经。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九一六》。他以武断的口气说，过去的种种，自一九一六终；新生的种种，自一九一六始。前此一年他在上海办了个《青年杂志》，同年把它带到北京，改名为日后在思想文化界呼风唤雨的《新青年》。　

　　一九一六是一个历史界碑，一个思想/文化的历史界碑。自此以后，源自欧洲的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便如“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风行于中国知识界。在陈独秀那里，辛亥革命建立的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共和国，它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在思想/文化上与之相匹配的国民。作为集合名词，国民可以国族入替。而国族者，民族也。可见在陈独秀那里，国家有国家的历史界碑，民族有民族的历史界碑，国族两橛，未必相容同一。　

　　国家(state)是政治概念，民族(nation)是文化概念。征之于五四，国家与民族明显是分离的。借来的壶装的是自家的水，换汤不换药。国家换了一身漂亮的行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却还是“有自性”的原装货，这在五四先觉者看来，是最要命的。因此，欲致国富民强，头等大事便是改造国民性。　

　　国民性原文为nationality，也就是民族性。五四先觉者普遍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先天性地匮乏民主资源。周作人说中国人生了几千年，还不知道人为何物，到现在还要重新去发现人。鲁迅说要立“人国”必先“立人”，说的也是他弟弟意中的人。后来郁达夫、胡风和郑昕等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指认为“人的发现”，都没有背离周氏兄弟的意思。一边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民国，一边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两不相容。不去奴性而张个性，不去兽道而张人道，何来民主共和之实！　

　　把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　

　　同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有着不同的诉求。前者是政治诉求，后者是文化诉求。政治诉求因民族激情的迸发而淹没了民族与国家的界线，文化诉求因理性自省而强化了国家与民族的分野。或许表面看来，政治诉求是积极的，文化诉求是消极的，但是，看进去再看出来就会发现，文化诉求更能反映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种种矛盾。西化与民族化，民主与专制，分权与集权，激进与保守，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它们之间的冲突，无疑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归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再倡启蒙，再提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时下的国学热，祭黄(帝)祭孔(子)，动辄喊打开骂虚张声势的大国心态，以《中国不高兴》为表征的激进民族主义，抵制法国货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狂热举动，主张废除简化字的闹剧……无一不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诉求的正题和反题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根源。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