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大学录取就等于毕业，而就业又过于看重学历，大家才把目光集中于大学招生，“毕其功于一役”。这才是“冒名顶替”频出的根源所在。

　　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最近接连进入公众的视野——“罗彩霞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湖北孝昌县又出现了一起离奇事件：未经高考的高二学生，顶替他人上了大学。此外，就在去年新生开学时，重庆科技学院查出了两名顶替者；在2007年，中国海洋大学也查出两名涉嫌冒名顶替入学者。而这些，还只是被曝光的“个案”。

　　舆论普遍将事件的根源归结为权力失范。如果招生学校严格执行录取标准、严格坚持录取通知书发放规定、严格审查新生资格，如果教育考试部门严格执行投档规定、严格监督高校招生行为，如果公安部门严格执行身份证办理规定，冒名上学哪有那么容易。也就是说，只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就可以杜绝这种现象。

　　正是用以上思维来分析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公正性，人们一直认为这一制度有那么多严格的规定，是当下能保障教育公平的最好制度。可假如这套严格的录取制度每个环节(或者其中一两个环节)的具体操作人员，在某些利益因素下，不约而同地不“严格”，那么，这貌似严格的制度，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当然，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是永恒的主题，否则，任何严密的法规、制度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而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权力为何会如此动足脑筋去突破规则，这背后究竟有多大的收益？现实答案是：一个没有达到学校录取标准的学生，通过考试作弊、冒名顶替、“潜规则”，进入了一所学校，可以顺利拿到这所大学的学位证书，而学位证书将成为就业的通行证。

　　这或许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就业中看重学历，而不看重能力；大学重视招生把关，却不重视质量把关，录取就等于毕业，这种就业制度与大学教育制度，引导大家将关注点集中到大学的招生，“毕其功于一役”。对应于前面关于严格执行招生制度的诸多“如果”，我们也可假设：如果在大学培养中，学校坚持教育标准，有严格的淘汰制度，实行“宽进严出”或者“严进严出”；如果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不看重学历，而重在考察应聘者的能力与素质；那么，高考作弊、冒名顶替进入大学，很难达到学校的培养标准，极有可能被淘汰，即便毕业，由于本身能力、素质不过硬，也无法找到工作，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去“冒险”抢夺大学入场券呢？

　　近年来，在上述就业制度和教育制度之下，作弊、造假已经不仅仅发生在高考领域，还出现在我国的留学生教育以及出国留学中。在留学生教育中，有办理外国护照的“本土”留学；在出国留学中，有申请材料作假以及买卖文凭现象。

　　由此看来，“冒名顶替上大学”是权力失范与制度之弊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改革制度之弊，也是治理权力失范的重要方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中，我国的用人制度需从“学历标准”转为“能力标准”，推进社会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社会”，一定要促使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建立淘汰机制。这样的就业环境和教育环境，才能让受教育者有健康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才有可能在加强权力的监督中，建立健康、公平的教育秩序。

　　(作者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