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湖南一高考考生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事件”还在发热延烧，湖北又冒出来一起类似事件：一个连高考都没参加的高二学生，顶替别人上了大学，已经毕业工作了。可以相信，在我们这个创造奇迹的国度，这样的事情，只要媒体有心去挖，肯定能挖出来更多，内容更奇妙。

　　眼下的高考类似于过去的科举，这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的科举，科场弊案也是有的，但是大一点的科场弊案，像今天这种泄露试题，违规录取之类，其实很少，被杀了头的考官，按今天的眼光，都有点冤枉。但另一种形式的科场舞弊，比如考秀才时的夹带、找枪手，比如考试前的冒籍，也相当常见。

　　夹带和枪手，不用解释了，现在的学生也常用。冒籍，需要说明一下，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移民。那时候，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但秀才的名额却需要照顾各个地域，有的地方文化发达，名额虽多，但考生更多，比如江浙一带。有的地方文化不发达，相对名额就多些，比如贵州。所以，江浙的人，会想办法把自己变成贵州人，这样考上就容易多了。但还真没听说过有考上的人，被人冒名顶替掉的事。无论秀才、举人还是进士，这样的事如果出了一件，肯定轰动多少辈子，可惜，我在史料中(包括众多野史中)，一个也没发现。做官的人，在赴任途中死掉，被人冒名顶替做官的传奇故事，在小说中倒是见过。

　　在某些人看来，那个时代没有照片，假冒似乎应该容易，但在那个时代，科场得售是件大事，而且层层都有多人担保。一个乡里社会是熟人社会，有了担保，假冒其实很难。更何况，对那个时代而言，科举是所有制度中的核心，重中之重，关系到国家的文运和朝廷的意识形态能否维系，但有弊端，哪怕一丝一毫，一经发现，处罚特重，重到了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科考中，连找枪手的事，也只有在科举制度末期才会有，像冒名顶替这种事情，一旦败露，自己身败名裂还是小事，整个家族的声誉都给毁了。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多少还是在乎自己和家族名誉的，因此，绝少有人敢于冒这个险。

　　自1950年初我国实行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重的，每逢高考，全社会动员，一切都为高考让路。为了加强这个制度的严肃性，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个又一个防范措施，改善了技术环节，也严肃处理了若干高考舞弊事件。但到今天，我们看到，不仅在考试这个环节上，舞弊层出不穷；现在，舞弊已经舞到了深层，作弊者可以自己改动身份证、档案，冒别人的名上大学，上完了，仅仅因为原主要办证件，才能被发现。

　　一个国家，户籍身份是公民最基本的资料；在中国，高考是最严肃的制度之一。但如果户籍身份之类资料全都可以改，一个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高考录取有整套严密环节，作假者居然可以一路绿灯，一假到底——那么，什么制度是可信的呢？

　　其实，这样的造假，尤其身份上的造假，在我们社会还少吗？在派出所改年龄的，改民族的，绝不少见，只要上面有人，就一路绿灯。而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人严格或者比较严格地遵行，如果连最基本，最核心的制度，都可以玩忽，只要有人，或者塞了钱就可以玩忽，那么，我们理解的只能是，我们制度的深层次出了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