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钲皓

　　杭州市公安局5月20日晚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当天早些时候，胡斌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移送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被害人谭卓父母与肇事方已经达成协议，获赔113万元，也于当晚离开杭州返回家乡。

　　这一消息意味着，胡斌案的民事责任追究部分已经完成，刑事责任追究也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即侦查阶段的工作任务。随着这一进展，舆论将会把关注焦点全部集中到对案件的定性上，看检察和审判机关最终能否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胡斌的刑责(这也是第一阶段的争论焦点)。因为，不同罪名不仅关系到本案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打击城市飙车的力度。

　　据笔者分析，就目前所公开的胡斌肇事案的情况看，公众意见之所以与公安机关结论明显相左，主要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制约：一是观念和认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当地公安机关有没有创造性执法的勇气和胆识，敢不敢在当地做第一个“吃螃蟹者”，是否认识到飙车与“交通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二是法律局限问题。我国的现行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区分道路飙车与“交通活动”，让执法机关无所适从。

　　首先，要认定飙车肇事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最重要的就是要厘清“飙车”与“交通活动”的本质区别，有理有据说明“飙车”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交通活动”。因为如果能够将肇事者的活动排除在“交通活动”之外，那就可以排除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可能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思路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理，它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条规定，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第三十一条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也就是说，法律是区分“交通活动”和“非交通活动”的，这也要求执法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必须将正确区分“交通活动”和“非交通活动”作为定性的前提。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肇事者的行为属于“非交通活动”，那就不能定性为“交通肇事罪”。

　　那么，飙车还是不是“交通活动”呢？其实，就在杭州，早在2006年公安机关就给飙车下了明确的定义，指出“飙车是指以竞技、追求刺激、娱乐或者赌博为目的，机动车在道路、广场、校区等地方超速行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这个定义显示，飙车无论从驾驶者的目的和车辆实际发挥的作用判断，都不再是“交通活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飙车中的车辆已经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定义的“机动车”。

　　纵观胡斌案的定性争议，也明显暴露了我国现行交通法律法规的固有缺陷。突出表现在，虽然明确提出了“非交通活动”概念，但却没有进一步界定其含义，而没有在处罚中予以体现，对日益增多的城市飙车适用性差。另外，交通安全法对改装车的规定也存在明显遗漏，它只规定了对生产、销售改装车的处理，而没有提到车主私自改装的问题，对私人改装车有禁(第十六条第一项)无罚。恐怕这是近年来城市改装车泛滥，城市道路飙车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为切实防止城市道路飙车成为社会公害，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为执法者及时提供法律制度支持，适当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