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鲁宁

　　与历任韩国总统的政治悲剧、人生悲剧相对应，韩国商界、企业界大佬，每每随政权更迭而上演“悲情剧”。何以如此？

　　鲁宁  本报特约评论员

　　昨天，震惊全球的最大新闻莫过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

　　一个月前，卢武铉妻子曾收受某商人数百万美元“资助款”之事东窗事发，卢武铉因此受到检方调查。稍后，卢在个人网站发表声明，承认其妻的确从商人那里获得一大笔钱，但不是贿赂，而是为帮她解决债务。前天起，韩国检方对卢案的查处升级，压力随之骤升，悲剧由此突降。

　　偶发悲剧看似意外实乃必然。除目前在位总统李明博不计，二战以来，韩国历届总统无论是靠枪杆子或依赖民选问鼎青瓦台者，要么被政变或其他突发事件推翻，要么在任期内或离任后被爆腐败丑闻。1987年被标定为韩国现代民主政制的元年，是年总统大选，韩国首次实现了“不流血”的政权更替。此后，每任新总统上台均就廉洁从政信誓旦旦，但结果却是历届总统不得不就各种腐败丑闻低头向国民谢罪。

　　军人出身的民选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离任后，相继在1995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7年有期徒刑(后相继特赦)。以政治家或政客身份当选的总统同样难脱腐败陷阱，金泳三本人虽勉强“平安着落”，却因儿子腐败而颜面尽失；一度被尊封为“民主斗士”的金大中，上台伊始推行“阳光政策”，沉着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深受民意拥戴，但在总统任上有12名亲属涉嫌腐败，3个儿子均因贪腐入狱，英名毁于一旦。

　　与历任韩国总统的政治悲剧、人生悲剧相对应，韩国商界、企业界大佬，每每随政权更迭而上演下狱、流亡国外、自杀等“悲情剧”。何以如此？

　　其一，受韩国历史形成的经济格局所限，特殊的经济模式下，权力与经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大佬向政界“献金”，最终形成政商结盟之贪婪。人们可在一夜间铲除军人独裁，却难在短时间内彻底颠覆旧有的经济格局。后者不可能通过“革命”，唯有依赖几代人持续努力“改造”。

　　其二，韩国归属东亚文化圈，血缘、乡缘、学缘、人缘构成韩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文化板块，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识者所察，政权更迭易，改造经济格局不易，对社会文化进行重构更不易。“四缘”文化氛围系贪渎文化盛行的天然土壤……

　　卢武铉自杀，无疑再次对韩国形象予以重击。尤其不能不予正视的是，不仅仅韩国，整个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甚至于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各国，那些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政制模式的国家，不管其“脱胎”时间或长或短，其“换骨”的历史进程几乎没有顺顺当当的实例，而被弄得元气大伤的国家却比比皆是。

　　现实和历史再次正告世人，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走什么路，采取何种政制，先转什么后转什么——转型的节奏控制，一定不可盲目崇洋媚外，而务必始终结合自身国情、社情、“文情”，充分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力和转型的可控性，稳扎健行，逐步走出一条紧扣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唯如此，一国的“现代化”方有可能以最小的转型成本获取最大的转型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