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日前，湖南娄底涟源市48名安监员再次集体辞职。对于他们几次三番的集体请辞，记者的调查结论是，除经济窘迫因素外，问责严厉、工作没有安全感才是辞职的主因。(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假如报道属实，我们或能体谅到安监员的无奈：他们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在“找茬”，若对违规煤矿下达停产整顿通知，可能会与煤矿发生冲突。“(煤矿老板)富得流油，有的关系通天；(安监员)却没有执法权”，几个安监员因此挨打。且据说“工资待遇不如挖煤的”。

　　目前，娄底的经济离不开煤，国家又要求关闭小煤窑，这就如一对体制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之下的安全监管，安监员很难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或许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弱者”。一如那些供职于以“零上访”为政绩指标的地方政府的信访办工作人员，或是在致力于打造“零摊贩”的城市里的城管队员——当然，这是相对制度因素而言，若相较于矿工、上访者、小贩，他们仍是强势一方。

　　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制度诉求之间，存有一些难以彻底弥合的裂痕。没有执法权，面对“关系通天”拒不执行的煤老板，安监员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低薪的安监员遇到煤老板的威逼利诱，能否不为所动？娄底市煤炭局副局长也说，在娄底抓煤矿安全生产，“总会有危险发生”。只要小煤矿还存在，血煤悲剧就难以绝迹。一旦发生事故，安监员们被直接推到问责前线。这就难免给他们留一个“在被动做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任务，且必须担责”的印象了。

　　那么矛盾的症结何在，集体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仅仅是经济压力和问责严厉吗？恐怕都不全面。“他们觉得责、权、利完全不对等”，这话才直指问题核心。其实不光是在涟源，近年一些安全事故发生后，担责的主要都是如安监员这类的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他们基本很少享有什么“权”和“利”，而一旦发生事故，担“责”却毫不含糊。问责之严厉与迅速，让人对相关部门的效率刮目相看。如果安监员们，没有明确具体的执法权，工作自然难有成效；待遇若不具有激励性，则可能消极怠工；出了事故，若立即成为主力“顶缸”者。在此语境下，他们不辞职才怪。

　　另外，专家称近年来的公共事件，折射出一种“基层权力监控难题”：由于基层单位在最贴近生活的制度网络的末梢，越是县乡等基层单位，实际权力越大，外在约束越小，权力自由裁量权过大时，相对弱势的一线基层员工，比如涟源的安监员们享有的责、权、利不对等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大。

　　所以必须弄清安监员集体辞职的真正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这不是一句“问责严厉”就能解释的，还得追问严苛的问责是只针对安监员，还是也包括负责的上级领导？假如权责利不对等，是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在微观环境运行时侵害了一线员工的权利，那么制约拥有过度裁量权的权力，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否则，即使新招一批安监员，仍难逃“低薪‘养廉’、无执法权、提心吊胆怕担责”的“体制内弱者”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