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学鹏

　　5月23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坠崖自杀，并留下遗书。此前，卢武铉正经受涉嫌腐败的指控。有可靠证据表明，其妻子、儿子、女婿和亲信均收受不菲贿赂。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曾表示要严肃追查“卢案”，而卢武铉的自杀对李明博政府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和道德内疚。之前，卢和李就不断交恶。2004年和2007年卢以总统身份多次攻击大国家党，违反《选举法》遭弹劾。而保守主义者李明博则一直对卢的执政方式表示厌恶。卢在早年律师和议员期间，不仅控诉独裁者全斗焕，同时也控诉过商业大亨郑周永，而后者则是李明博的精神导师。在卢死之后，大国家党高层(包括总理)吊唁卢被卢家乡村民阻截，卢的支持者认为，大国家党里一些政客应对卢死亡负责。

　　卢武铉涉贪也延续了1980年以来韩国政坛总统卸任必被贪腐困扰的“魔咒”，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都因腐败或亲属腐败而涉案。卢原本被认为是打破这一惯性模式的政治人物，因为卢以“道德清廉”上台(“小猪存钱罐”式参选)、号召民众跟过去政治“划清界限”，施政不利之时总以廉洁自许来应对政敌攻击。

　　卢武铉恰恰反映了当代亚洲地区一些左翼政治家的通病：夸大自我变革的激情和能力而忽略政治社会结构塑造的微妙与广阔、善于抢占道德制高点但却匮乏将其整合为理性改革政治形态的驱动力、因平民出身体恤民生提倡“参与式行政”，但却容易创造出更多的政府规制和失灵、强调社会诉求民众互动但有时却草率地接纳“最乌合之众”的见解……

　　例如，卢武铉始终认为国家力量要高于市场自由，这使得他成为一个乐此不疲的规制者，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信仰者。这显示了他和金大中之间巨大的差异。草根出生的他坚信市场是导致贫穷深化和社会差距的主要原因，于是他需要一个更有效率和更有能量的政府，而不是像经历过金融危机的金大中那样改革企业治理、放松管制和削减政府权力。卢以“原则与信任、公正与透明、对话与妥协、分权和自律”四大原则改革韩国政府行政效率、提升政府规制质量——包括引入独立的综合服务评估系统、加强法制化公共机构审计活动、施行大部制式机构改革、嵌入政府系统内的劳动成本系统、将一些行政服务外包等等。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卢显著提高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正面引导力。比如在控制房地产投机和泡沫方面，他只会用行政而不是市场经济政策的方式来应对。

　　毫无疑问，卢的确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公职人员的伦理约束(例如严禁公职人员在股票上的占优交易)，但由于增强政府的能量和提高了管制，他并没有能够降低商业中的政府裙带关系。而他建立所谓公民诉求网络，却很容易陷入了区域政治和本地主义的泥潭中。

　　卢武铉过度张扬他的左翼变革热情，而罔顾真实世界的约束，最终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例如他比金大中对朝政策还“阳光”，但换来的却是朝鲜方面进一步的要码；他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这动摇了韩美同盟，引致韩国保守派称其为“粗糙、幼稚的政治家”的攻击，最终卢退让为“有局限性的均衡者”，公开承认只有美国是亚太战略的“均衡者”，失分更多。

　　他被政坛“386世代”(乌合之众)的反美情绪所感召，甚至罢免国内“崇美”的标志性人物——外交通商部长官尹永宽，意图改变韩美同盟中的“主从关系”，要求改变《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但最终结果却是被美国“将计就计以退为进”，以2012年韩国军队重获自主行使作战指挥权为筹码，获得了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上的便利，这意味着韩国同意驻韩美军由“专注朝鲜半岛防务”转变成为干预亚太乃至全球事务的“机动军”，从防御变成干预，甚至为其卷入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而提供“跳板”，这并不利于亚洲的政治生态。这其实恰好勾勒了幻想型左翼的悲剧命运：过度把持带来的是过度毁灭、不切实际的变革引来“道者反之动”、迎合“乌合之众”的话语换来的是对幼稚外交的惩罚、以强调政府责任为由扩张权力反而带来更多的“政府失灵”、以道德政治面目防身最终却是以金钱丑闻划上句点。

　　一个真正的变革者如果不思忖其处境、既有的利益格局的演化方向、同盟关系的牢固程度、政府存在的“天然之恶”、民众诉求中的真实和虚幻、机会自由和经济自由的优先性……他就不可能理解变革的意义，最终他会成为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