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

　　高考改革需要更多民间人士的参与。比如，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1922年壬戌学制改革，便是由民间知识精英主导，其方案从全国14个省提出的14份方案中择优，最后确定。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推出“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新方案，引起社会关注。(6月14日《新京报》)在那天的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提出：鉴于目前中国国情，高考改革会不会导致更大的腐败？这种担忧其实已久，甚至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以致不自觉地将“高考改革”与“产生腐败”画等号。一方面社会年复一年大声疾呼高考必须要改革，认定“不改革中国教育便永无出路”；一方面一提改革便立刻联想到“腐败”，于是形成一种十分奇怪而矛盾的社会心理。

　　那么，既然是一种思维模式，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合理性。众所周知，高考改革的核心是教育自主权的问题，那些有此担心的人大概认为：一旦高校有了真正(而不是5%)自主招生的权利，全国那么多所高校，教育部怎么管得过来，到时岂不天下大乱？事实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那么复杂的地区差异，靠教育部当然难以管得过来。

　　基于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思维方向：教育改革不光是教育部门的事，也不光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们的事，而首先是全体中国人的事，因为教育涉及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利益。并且，正像那天发布会上一位清华老教授所说的，教育腐败是官本位的产物，官官相护的产物；教育腐败最怕教育家———没有哪位大学校长愿意拿自己的名声来“开玩笑”，更没有哪位校长愿意自己学校声名狼藉！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以高考改革会带来一些腐败来拖延改革，而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民间力量来监督和遏制教育腐败。

　　所以，除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民间机构来参与改革方案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1922年壬戌学制改革，便是由民间知识精英主导，其方案从全国14个省提出的14份方案中择优，最后经过全国省教育联合会大会(又称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修改确定。

　　另外，改革应该由多方人士来参与，尤其是真正的教育家，比如八十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中功勋卓著的人物：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华东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等。他们上承五四一代教育家的精神传统，懂得中西文化教育的差异；既有深刻的教育理念，又有大量的教育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属于知行合一的教育家。他们在这次改革中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还应该有第一线的中学校长、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企业家及普通公民，因为不同的人群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避免为改革埋下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高考改革还是一个配套工程。而令笔者担心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只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么一个“民间”版的方案，显然远远不够。应该有不同的机构提出不同的方案，这样才能确保改革的良性结果。并且，在具体拟定方案时，有两方面是应当并重的：一是公平性和可行性并重；二是借鉴中国教育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当下教育改革的经验并重。

　　笔者殷切希望，面对高考改革及教育改革，整个社会能够以一种既积极又理性的态度，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首先从转变思维模式做起。

　　□王丽(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