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车浩

　　今年高考后，河北隆尧县东良乡冯先生的女儿，报了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必须经过政审才能入学。冯先生的女儿在拿到政审表后，到当地派出所盖章，却被告知：她父亲曾因上访被拘留过三天，所以不能在政审表上盖章。盖不上章就意味着政审通不过，也就意味着，冯先生的女儿从此变成了“不清白”的孩子，当然也没办法报考她梦想中的司法院校。冯先生对此又悲愤又无奈，“如果因为我的事孩子不能上学，这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一种制裁方法的出台，不仅针对当事人，而且也会对其他潜在的同类人，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子女政审不合格这一招，穴位拿捏之准，可算是击中了上访者的要害。一些怀抱委屈的上访者，可能会“舍得一身剐”，甘冒各种风险，但是要拿出“子女政审不合格”这枚金针来一捅，估计绝大多数作为父母的上访者会泄气。东良乡派出所的做法，不仅能让冯先生后悔，也一定能让其他的上访者心惊。

　　这种株连的“智慧”，其实并不新鲜。往远了看，自夏商开始就有亲属株连制度，一人有罪，可诛连九族；往近了看，与本则新闻类似的，还有最近浙江宁波“家长有犯罪记录，孩子不能上学”的株连事件。株连的效力有多大，其罪恶就有多深。要一个人为他人的行为负责，是完全将个体的权利抛在一边，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事实上，由于恶名昭著，株连制度在封建社会就已一路式微，到了隋唐，仅仅限缩在“谋反”、“谋大逆”等少数几种重大犯罪中；新中国成立后，法律制度中再也不见株连性惩罚的踪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唐局面，也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短暂出现过。

　　如今，即使在最严厉的刑事犯罪领域，现代法治社会也都严格奉行“罪责自负”的原则，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也不允许株连到无辜的亲友。而在这起事件中，一位远远够不上犯罪的上访者，居然也能株连到女儿被贴上“政审不合格、不清白”的标签。乍看起来，“政审不合格”的判断似乎远够不上严厉惩罚，可如果看到了它潜在的巨大威力，就会明白，对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孩子来说，这种株连的后果有多么沉重。

　　政审制度在中国社会存在多年，如果将其严格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当然无可厚非。可如果将政审的对象不受约束地扩展，将政审的效果不受约束的泛化，甚至将其与上访问题联接起来，那就会蜕变为一种恶。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各有其规则，非法上访者若果真影响到公共秩序，那自然有行政法规甚至刑法对其本人加以制裁，但若将惩罚的触角伸到另外的领域波及无辜的亲友，那么，承受污名的，就不再是上访者和被株连的亲友，而还有上访治理与政审这两个制度本身。

　　因此，让父亲的上访归上访，让女儿的大学政审归政审，切断二者之间不该存在的株连，才是社会治理的可取之途。何况，上访这种行为本身非罪。

　　□车浩(学者)